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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8-26 09:10:01来源：界面新闻
有些媒体人没有受到学术训练，直接去写所谓的底层群体，他们在写的过程中很多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去约束自己的文笔，写作风格会比较煽情。同时我也觉得鲁青说得很对，很多时候书的利益和名声都给了作者本人，对于遭写群体的后续和生活影响关注是不够的。书写者尤其是替他人发声的书写者本身掌握着巨大的权力，要审慎地使用，而且也应该准备好接受批评。
董子琪：我读杜甫的《无家别》，读到“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的时候非常感动，深深感受到了民众在这个历史的变迁当中是有多么不容易，但我没有能力回到安史之乱去改善他们的生活，那这算是有公共效益吗？这首诗让这种悲悯的情感变成了我们文化中的一部分，变成了我们同情心的一个基底，难道不够有公共效益吗？
尹清露：文捷说的可能忽略了一个时间的维度。有的作品可能没有办法带来即时效益，就像人类学家不可能直接为采访对象提供钱财一样，但是如果没有人写这件事情，让大家知道有这样的人存在，从而让人感受到不同阶层之间是存在共性的，那更长远的同情心从何而来？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在讲“对底层的剥削和消费”，有可能是出于对自己的一种投射。可能很多人自己的生活也是比较苦难的，所以会格外强调文化挪用，阶层跟阶层区分，以及某个作品是如何消费了苦难。但其实人是有共性的，比如我们读范雨素的作品，虽然我们的身份不一样，但这不妨碍我们觉得她写的东西是打动人的。现在可能是我们太急于自保而忘记了最共性的问题，也没有力气去顾及一些更长远的公众利益，只局限于短期内能不能活命。而这个问题其实也是非常严峻和尖锐的。
林子人：我现在在构思《逆行人生》的评论，我发现无论是袁凌这篇报道引发的争议，还是徐峥这部电影引发的争议，其中都有两种批评的声音。一种声音是认为，你们这些专业的作家、专业的电影人、中产讲述底层人民艰苦生活的过程就是在剥削底层，消费苦难。另一种声音则认为，当事人落入困窘的田地是他们活该。如果他们之前做了某件事，就不会发生这如今的后果，他们虽然曾经是体面的中产，但到底是认知不行。
我觉得这两种声音折射出来的是两种突出的社会情绪，一种是嫉恨，另一种是恐惧。嫉恨在于一部分人认为阶层更高的人去讲述阶层更低的人的故事，是在掠夺他们的话语权。这是一种不同阶层之间“你获得了什么，我就失去了什么”的零和博弈，以及深刻的不信任感。
恐惧则在于另外一部分人会自我代入到当事人的情境当中，因为恐惧自己的阶层下坠，转而去否认生活中存在各种不可控因素，以及个体的努力很多时候是不足以击退风险的。他们坚持认为，只要做了正确的选择，就能保住现在的一切。我还没有完全想好怎么样去阐释这两种社会情绪，但我觉得这个现象非常具有当下时代特征，值得我们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