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导航 
时间：2024-08-26 09:10:01来源：界面新闻
尹清露：确实像鲁青所说，伦理问题要根据个案分析。伦理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人类学的一个争论焦点，也促使了后来人类学的文化转向。大家逐渐意识到自己写的东西可能是具有某种权力关系的，是不平衡的。
人类学家Evans-Prichard在苏丹做研究的时候，很难脱离英国对苏丹统治的殖民语境，可能他从一开始就参与到了权力网络之中。面临这样的研究困境，也有很多民族志学者在思考破解的办法。很长一段时间，民族志学者和当地居民是一个“我去写你们，我拿着镜头对准你们”的关系，文化阐释的权力好像是在民族志学者这边。后来学者们开始邀请当地人去掌镜，让他们作为合作者或者合谋者的形象出现在整个研究项目或者是非虚构写作当中。这种让他们的视角也参与进来的方式是不是可以减轻一点剥削的可能呢？
非虚构写作确实有剥削的可能性，甚至这种剥削在某种程度上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如果因此就不去写底层人，那也是一种因噎废食。我觉得讨论的焦点不应该是说只要写底层的都是剥削，而是应该更多讨论怎么样能减少一些剥削，或者我们的写作在短期或长期内能够给底层人带来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
徐鲁青：一方面大家会在网上说写底层是一种剥削，另一方面好像又非常期待看到更加猎奇的底层景观。当预设中的底层人解释说他没有那么穷的时候，很多人会有一种失望感——你没有那么穷，那你在这说什么呢？
潘文捷：我觉得可能不是“你没有那么穷，你在这说什么？”，而是会觉得“你没有办法代表这个群体，剥夺了他们本来的声音”。皮村本来就是个文学小组，他们之中很多人已经在自己写作。我们之前对袁凌做了一个关于《我的皮村兄妹》的采访，他也提到，书中有些内容是从皮村创作者那里部分copy下来的。
比如他说：“小海写过一个在东莞工厂里写诗的故事，当时我已经把他的故事写好了，后来发现他自己写了这样一个故事，里面有几点挺有意思，比如他写自己痴迷、模仿鲍勃·迪伦和汪峰，我就会引用一些，让我写的故事更丰满。”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底层人来写这些内容或问这些问题，我觉得没有人会批评他们。比如像王慧玲写的《基层女性》，或者是之前范雨素写的内容，甚至是万斯写的《乡下人的悲歌》。而且一个作家无论如何都会带上自己的滤镜，按照自己的逻辑去安排写作素材，比如《我的皮村兄妹》中的“兄妹”其实也是一个男性本位的说法。
《生活在低处》徐鲁青：写其他人永远都会有作者自己的滤镜，这个滤镜如果没有伤害到其他人，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林子人：“作家书写底层就是在剥削底层”这个说法的潜台词是“只有由底层书写自己才具有道德合法性”。今年世界读书日，我采访了几位图书编辑，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基层非虚构写作的热潮是否正在中文图书市场出现。这两年我们看到像是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这样的纪实作品不断涌现，它们的特色就是由基层工作者讲述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在采访的过程中，我其实很同意译文纪实编辑张吉人老师的观点。他认为基层工作者的非虚构写作本来就很难，因为阅读和写作是有条件的，比如闲暇。从图书出版的角度来说，他认为更可行的一种模式是具备创作能力和出版资源的写作者通过较长时间的卧底式或体验式生活书写基层工作。这种模式其实在国外的非虚构写作当中比较常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