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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学者谢爱磊:人们不是对教育悲观,而是对文凭价值下降担忧

时间:2024-07-11 23:03:41来源:界面新闻

恢复高考47年后,2024年高考报名人数高达1342万人,相比2023年增加了51万。

提起高考你会想起什么?是六月闷热的天气,英语听力前下过的大雨,送考的家长老师们一声声“加油”,还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考定终身”、“一分打倒几千人”?如果说前者代表个体关于高考的回忆,那后者就显露出它作为选拔性考试的残酷面向。

当下,结束了高考的年轻人正面临着进入高校的“第一道门槛”:填报志愿。从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流行的说法“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到近两年来直言“孩子学新闻就拖走”的张雪峰,考生的专业选择并不总是与分数、个人特长与爱好密切关联,还与就业前景或未来人生“牢牢绑定”。

教育社会学学者谢爱磊从2013年起在全国四所重点高校对农村籍学子展开相关研究,十年间他对约2000名重点高校学生做了追踪研究,并与其中的百余位农村籍学生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深入访谈。他们进到大学,然后经历了什么?那些赢得了高考搏杀,从农村或小镇“逆袭”进入全国重点高校的的学生们,在这里面临着哪些此前未有、同龄人也未必感受得到的挑战?

谢爱磊,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图为讲座现场。(图片由本人提供)

在日前出版的《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中,谢爱磊发现,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学生进入重点高校后变得孤独、迷茫,“当旧的考试节奏消失殆尽,自我也就失去了坐标。”先是失去了究竟的题目和考试,毕业后又失去了边界清晰的校园,做题家们如何面对生活?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对谢爱磊进行了专访。

01 没有谁是天生的做题家

界面文化:最早为什么想做关于精英大学农村籍大学生的研究?为什么选择做一个长达十年的追踪研究?

谢爱磊:研究是从2013年开始的。我自己一直做农村教育研究,持续关注农村学生的发展。还有一个更直接的背景:当时精英大学里农村籍大学生的比例有一点下降,2012年起国家出台了一些政策来应对这一现象,例如面向贫困和农村地区的专项计划。政策出台之后,精英大学里的农村籍大学生比例确实逐年在增加。

我更关注的是这些学生进入精英大学之后的学习生活。这也是我们做教育社会学研究的人特别关心的事:当一个人拥有在精英大学受教育的机会的时候,到底能不能利用好这个机会,顺利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

另外,当时一些面向贫困和农村地区学生的举措实际上是一种“优惠政策”,大众想当然地觉得,这批进入到精英大学的农村籍大学生会不会存在学业上的问题,一些极端个案遭报道出来,比如有个别学生在大学里沉迷游戏、学习困难甚至辍学。如果故意把这些负面印象放大,可能会造成我们对这一群体认识的偏差,甚至是对他们的污名化,以至于我们不能够看到他们在大学里真正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挑战。

界面文化:在侦查过程中,会有学生称自己“小镇做题家”吗?

谢爱磊:“小镇做题家”这个词大概2020年才火起来,我的研究开始于2013年,那个时候学生们不会叫自己“小镇做题家”,但他们的叙述里的确有很多和“做题”有关,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叫自己“做题机器人”。这一方面代表他们的苦恼,在应试教育模式下人生好像只有一条赛道,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反击”,他们反思自己过去接受的教育是在培养“做题机器人”,没有发展他们的个性、独立性和其他素养。

《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象牙塔》
谢爱磊 著
北京贝贝特·上海三联书店 2024年5月

不仅他们不会自称“小镇做题家”,我也不太愿意把他们叫做“小镇做题家”。我之所以用这个词,甚至作为书的标题,是在某种对话的意义上使用的。我想和那个时代的学生的声音、被遇,以及“贴”在他们身上的标签进行对话,让人们知道当学生们自嘲“小镇做题家”的时候到底在自嘲些什么。

我总觉得下定义或者贴标签可能会让某个群体“动弹不得”,让人误以为他们是一成不变的。我想提供的是一个理解这群学生的框架,从“游戏感”、心态、反身性去理解他们,再理解背后宏观的历史和结构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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