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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7-11 19:44:05来源：界面新闻
“当很多肉体集合在一块儿的时候，当很多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当人与人的物理距离很近的时候，是否会带来什么精神上、情感上、心理上的改变？”在昨日举行的《群众：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书写与想象》一书新书分享会上，本书作者、印第安纳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副教授肖铁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看到，群众的崛起，是中国从王朝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变中最激动人心的核心叙事之一。
群众的出现和五四运动及整个激进的20年代有着深刻关联。在革命年代，知识分子既希望能够忘我地融入集体，又想要保存具有感知和反思能力的自我。《群众》一书试图处理的，就是知识分子关于个体和群众关系的深刻焦虑。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与群众、个体与大众的关系，并不局限于肖铁在本书中处理的年代。
关于知识分子与群众关系的张力，也体现在当下社交网络或舆论中“这届群众不行”的声音里。那么，群众是谁？“这届群众不行”到底是什么意思？
“群众”是乌合之众吗？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准聘副教授袁先欣认为，今天讨论“群众”时，人们常常会想到“乌合之众”，意指人会在群体当中失去自我。但现代中国史上另一个著名的表述是“中国人是一盘散沙”，恰恰是说中国人不能形成有组织的有机整体，只有一个又一个的个体。
事实上，现代和群众、和群众形成的肉体的感觉息息相关。以1928年朱自清的《哪里走》一文为例，他这样写道：
“我不过遇着一个电车工人罢工的日子。我从宝山路口向天后宫桥走，街沿上挤挤挨挨满是人；这在平常是没有的。我立刻觉着异样；虽然是晴天，却像是过着梅雨季节一般。后来又坐着人力车，由二洋泾桥到海宁路，经过许多热闹的街市。如密云似的，如波浪似的，如火焰似的，到处扰扰攘攘的行人；人力车得委婉曲折地穿过人丛，拉车的与坐车的，不由你不耐着性儿。我坐在车上，自然不要自己挣扎，但看了人群来来往往，前前后后，进进退退地移动着，不禁也暗暗地代他们出着力。这颇像美国式足球战时，许多壮硕的人压在一个人身上，成了肉堆似的；我感着窒息一般的紧张了。就是那天晚上，我遇着郢。我说上海到底和北京不同；从一方面说，似乎有味得多——上海是现代。”
袁先欣谈到，中国一向人口众多，可是好像从来没有一个空间让人感到中国原来有这么多人，群众的现实意象出现了之后，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也随之涌现。从五四前后一直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个体和群体之间关系的讨论非常多样。西方的群众心理学认为，群众声音的表达是由某些别有用心的政治家操纵的，“可是中国没有这样的政治家，群众已经表达出来我们的声音——我们不要放弃青岛，我们不要签凡尔赛条约。”
《群众：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书写与想象》袁先欣说，五四的时代是群众力量逐渐兴起的时代，这时候，大家的梦想并非形成乌合的大众，而是在思考能不能既有自我、又有群众。五四之后重要的哲学家朱谦之看到，群众身上有一种情绪性的动能，可以转换成正面的、革命性的力量。也有人会觉得这一力量很难为我所用。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后来却把培养群众比作“养猴子”，“真正能养猴子的人，必须身上蒙上猴子的皮，这些猴子才会相信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宋念申也提及，面对同样的群众，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邓中夏认为，他们要到群众中去，要去开夜校，融易新媒体消息，给工人上课，“是一种启蒙性的工作……形成了中共后来群众路线最早的实践。”
知识分子对于群众能产生什么作用持不同意见，但这些意见都是在“真实的、惨烈的、跟身体极其相关的经验性体验之中逐渐发明出来的，不是纯粹是靠构想想象出来的”，宋念申说。
对当时的作家来说，如何书写个人融入群众的过程、如何书写个体与十字街头的群众相遇的场面，是一个重要主题。袁先欣谈到，“十字街头”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名的意象之一，“到底要退守在我自己的书斋当中，还是走到十字街头去。”但是“十字街头”依然存在空间上的限制，它必须在城市当中，而且一定程度上得是现代城市。因此，长期生活在北京的朱自清到了上海，才能够感觉到工人聚集在一起所产生的巨大的肉体上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