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导航 
时间：2024-04-27 09:33:07来源：界面新闻
“历史作品也好，小说、非虚构、动画也好，但凡能把小人物的悲欢离合表述出来，很多人就会觉得获得了一种情感上的满足，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得到这种情感滋养。作品本身是否具有文学性，很多人其实并不怎么在意。”
《中国奇谭》剧照（图片来源：豆瓣）维舟注意到，中国社会的另一个特点也在助推基层工作者非虚构写作的流行，即中国的很多知识精英也自我认同为“小人物”。在任何一个社会，出版业编辑、高校学者等群体都属于知识精英阶层，但在中国，文化资本并不必然给这些群体带来更优渥的收入，让他们产生处于较高阶层的认同感，“所以就导致整个社会面对较低阶层群体普遍存在同情或共情。”维舟发现，“中产阶层”在中国是一个高度模糊的概念，很少有人主动承认自己是“中产”。“月入2万肯定算是中产阶层了对吧？但很多人会跟你讲我只是个打工人。再问他们，你觉得收入多少算中产？有的人会跟我讲，至少得年薪50万或100万。”在他看来，知识精英或中产的合法性在中国社会实际上处于受质疑的状态。
普照感受到了后疫情时代社会心态的明显转变——中产叙事正在被遇越来越强的质疑。“大家对‘进步’祛魅之后，就想看看生活还有什么可能性。进步主义的主流思潮溃散后，我们现在处于一种多元、混乱的状态。所以，能从日常生活中看出更多意义或者趣味的人，反倒能吸引人们的关注。”
维舟进一步指出，基层工作者非虚构写作的流行更多不是出于读者对行业内幕的兴趣。他认为，对于快递员、保洁或出租车司机这些职业的好奇，不足以解释这些作品受到的关注，更重要的是此类作品传递的情感力量。“如果把这些书当作消费品的话，它们一定在某种功能上满足了特定读者人群的情感需求，”他说，“中国人喜欢看个人的真实经历，TA经历的悲惨的、戏剧性的磨难。我们经常会看到一句话，‘现实比小说还精彩’或‘小说家都不敢这么写’。你会发现，讲故事对大众就是阅读友好的。”
在分析基层工作者非虚构写作热的成因时，施勇也频频提及“情感”一词。根据他的观察，在社会整体氛围改变的影响下，中国读者在阅读趣味上出现了向内转向的趋势，人们对宏大叙事、外部世界的关切正在让位于对当下、对自己的关注，这直接导致了出版选题结构的变化。在他看来，几年前在中文图书市场爆火的《人类简史》放在今天出版的话传播效应可能不会那么强，“那个社会氛围已经不存在，人类发展的规律、整体世界的趋势，融易新媒体消息，这些知识价值对读者改变现状没有帮助。我可能明天就要遭裁员降薪，我上有老下有小，思考这些宏观问题干什么呢？”
施勇注意到，中国读者阅读趣味的转变其实早在2018年就已经出现。他仍记得，2017年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英国历史学家罗杰·克劳利（Roger Crowley）的“地中海史诗三部曲”，成为当年的畅销书。一个从事旅游自媒体的大学同学告诉施勇，她也买了这套书，因为要去土耳其旅游，希望提早了解一些当地历史。这种对外部世界的向往已然式微，连带效应是世界史书籍销量的下降。施勇说，身为出版从业者，这两年也发现自己不太读得下去世界史书籍了。
“地中海史诗三部曲”在他看来，如今有销量保证的书往往是那些与个体命运息息相关、能让读者从中看到自己的作品。“现在情绪价值可能比知识价值更重要，因为知识已经很难改变什么东西了，或者说改变所需的时间很长，我等不及了。那起码这本书得撩拨一下我的心弦，让我获得心理上的满足。”
03 基层工作者的故事火了，然后呢？普照和施勇都告诉界面文化，他们并没有刻意地往基层工作者非虚构写作的方向做出版规划，无论是《我在北京送快递》还是《我在上海开出租》，它们的出版和市场反响都有不小的偶然性。
施勇表示，“我在XX做XX”类作品的流量其实在2023年已经遭《我在北京送快递》和《我的母亲做保洁》这两本书消耗得差不多了，往后如果要继续出版这类作品，一定要给读者提供一些新的东西，要么是新鲜的角度，要么是新鲜的语言。“基层工作者非虚构写作或者‘打工人文学’能不能形成一个趋势，主要还是看作品本身的质量如何，有没有足够多的人写出足够数量的优秀作品，”他说，“我们很需要更多各个行业的一线从业者提起笔来书写行业故事，通过这些故事让读者看到整个社会的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