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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6-01 02:19:46来源：互联网
那种谴责拒绝工作者“搭便车”的逻辑，其实只能应用于合作正义问题。而沿着帕里斯阐述的分配正义思路，就须认真考虑一种可能性：有些东西应该是人人有份的，不管一个人是否参加了合作性的生产活动，也不管他是否愿意通过劳动为社会做出贡献。即便某人确实极端懒散，以至于旁人可以合理地对其品格进行负面的评价，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因此而剥夺属于他的东西。例如，无论是人格尊严，还是法律权利，都是全体公民平等拥有的，不需要以参加劳动的主观意愿为前提。同样，也没有理由断言，对物质财富的分配属于特殊情况，必须排除那些能够却不愿意进行生产劳动的人。
帕里斯进而指出了一个经常遭忽视的关键问题：在当下时间段参与生产活动的人，并非目前财富产出的唯一贡献者。抛开自然资源是否应该由全体社会成员共有（并从其收益中分红）的问题，即便只考虑与人类活动有关的因素，也不难认识到，社会生产所利用的技术知识，协调生产的组织技能，为生产提供背景前提的文明规则与基础设施，凡此等等，都并非当代人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源于对几代甚至几十代先祖之努力结晶的继承。毫不夸张地说，若以对我们眼下社会产出的贡献比例来论，上述因素恐怕要大大超过在世之人的劳作付出。既然如此，就可以更进一步论证说，那些源于先前世代努力的生产要素，除了少数特例之外（比如尚未过期的专利权），都不应该属于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群体，而是要遭整个社会所共享。于是，这些要素在当前的生产活动中所贡献的份额，也就是属于全体社会成员的，理应由他们一起分享。正如帕里斯引用的著名社会主义思想家科尔所说的：“当前的生产力实际上是当前努力和社会遗产的共同结果，后者是指我们共同继承的创造力和技能，已经融入目前的生产技艺所能达到的进步和教育阶段中。我一直认为，所有公民都有权分享这种共同遗产的成果才是正确的。在所有人分享这种成果之后余下的部分才应该分配给对现有生产有贡献的人，作为他们努力的回报和激励。”
如果上述论证是正确的，我们继承自祖先的生产要素的份额就会相当之大。按照十九世纪乌托邦幻想小说《回顾》的作者爱德华·贝拉米以及著名全才学者赫伯特·西蒙的看法，这一份额会占到社会总产出的百分之九十之多。即使对这个比例打一个很大的折扣，相关的社会财富供应帕里斯设想的UBI也是绰绰有余了。对于当前的话题来说，尤为重要的是，任何一位社会成员都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他必须从这笔财富中拿到和其他人同样多的一份，无论他是否愿意加入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
《回顾》不妨设想一下，假如有一对养育了四个子女的夫妇被遇意外离世，没有来得及留下遗嘱。他们的财产应该如何在这些子女之间进行分配呢？在没有掌握他们究竟信息的情况下，我们大概会从直觉上感到，应该将那些财产平分给所有人。但假如我们了解到，老大一直在帮助父母经营家里的公司，并持有一部分股份；老二在为一个慈善机构免费工作；老三是一个潦倒的艺术家；老四则长期失业在家。除了老大之外，其他三人平时都要靠父母的接济生活。此时，我们又会对遗产的分配有什么看法呢？
毫无疑问，老大凭借自己持有的股权，有资格要求获得比别人更多的一份。可是，如果他声称说，因为自己是唯一有正经工作的人，所以应该继承全部遗产，不需要给那三个没出息的家伙留下哪怕一分钱，我们肯定会将此视为极其过分的要求。每一个子女都有继承遗产的资格，这与他们在市场中的地位无关。以此类比，就能明白为什么帕里斯认为拒绝工作的人也应该获得UBI。这不是一种馈赠，更不是施舍，而是本来就属于他们的东西。
如上述主张能够最终遭广泛接受，人们就有理由消除对UBI的不满之情。当然，有理由消除是一回事，能不能真的消除是另一回事。或许有些人虽然从理智上认可帕里斯的论证，但在情感上还是觉得无法接受。倘若如此，可能就需要对工作的意义本身开展更为深入的反思。帕里斯借用了性道德观的变迁来说明这一问题。许多社会在过去曾经强烈谴责婚外的和同性之间的性行为，试图把性与繁衍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当人们感觉不再有必要尽全力增加人口时，传统的性道德就逐渐遭放弃了。与此相似，社会对于工作伦理的推崇，具体是因为有偿工作真的体现了极其重要的美德，还是说这种推崇其实源于生产力匮乏时代对必然性的屈服？每当技术革新导致一些人失业的时候，乐观者往往会说，人们总是会发展出新的需求，社会也因此总是会创造出新的岗位。然而，倘若一部分人的工作就能满足社会的日常需要，那么，还念念不忘把所有的人都驱赶进劳动力市场，这到底是为了保障社会运转的基本条件，还是为了缓解对“游手好闲”的文化禁忌带来的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