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井泉：法律制度漏洞和执法体制有效性不足，难以形成打击食品制假售假的震慑
时间：2023-12-28 00:13:41来源：瞭望智库
-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毕井泉在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
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明显好转，但仍面临很多挑战
“人们在吃饱之后，开始关注吃得更好、吃得更健康、吃得更安全。特别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食品工业、餐饮业的发展，人民对食品安全关注程度越来越高。”毕井泉表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有明显好转，但食品安全基础仍较为脆弱，食品安全形势依然严峻。
“我国现有2亿多农户，大多是分散经营，要让所有农民都规范使用农药兽药很不容易。全国1600多万家食品生产经营者，大部分是10人以下的小企业，还有数量众多的小作坊、小餐饮、小摊贩，管理水平、技术能力参差不齐，食品安全仍面临很多挑战。”毕井泉说。
首先是餐饮业的食品安全。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外出就餐越来越多，在网上下单购买外卖食品的数量越来越多，餐饮业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食品安全最为关注的领域。餐饮业的食品安全风险主要来源于采购食品原料的风险、加工制作过程污染的风险以及加工制作后的暴露风险。外卖食品还存在送货过程中掺入非食用物质的风险。为防范餐饮业食品安全风险，长期以来，监管部门针对餐饮卫生环境问题推出明厨亮灶的要求，把餐饮企业加工过程置于消费者监督之下。对于外卖食品，监管部门明确未取得实体店资质的企业不得加工制作外卖食品。
其次是加工业的食品安全。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消费者吃的是别人生产的产品，就产生对购买的产品是否放心的问题。食品产业是良心产业，食品从业人员要有良心。但是不能仅靠良心，还要通过法律规范惩戒不讲良心的“坏人”。所以食品不能制假，不能掺假，不能贴假商标。其中，贴假商标是更为恶劣、更为严重的违法行为。为了防止食品加工过程污染等风险，食品安全法规定，鼓励企业建立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HACCP），要求企业对所有存在风险的环节都应有相应的控制措施，用全过程的质量管理来保证食品安全。这种认证虽然不是强制性的，但系统管理的理念已逐步为食品生产企业所接受。
再次是食用农产品的安全。食用农产品主要是指以农产品形式出现的用于食品原料或直接食用的产品，食品安全法将其定义为供食用的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如种植业的蔬菜水果，养殖业家畜类的肉禽蛋奶。对这类产品，人们关心的主要是农药残留和兽药残留，以及环境污染物向食品的迁移，包括土地中的重金属和空气中的有害物质等向食品的迁移。
“上述这三个方面的食品安全问题，都是带有战略性意义的任务，需要各地区各部门长期努力。随着现代化的推进，随着农业规模经济的发展，这些问题必将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毕井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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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制度漏洞和执法体制有效性不足，难以形成对打击侵权假冒伪劣产品的震慑
在对食品药品造假掺假、贴假商标等违法行为的追责方面，毕井泉认为我国相关法律制度和执法体制还存在一些不足。
毕井泉介绍，我国的食品安全法、药品管理法、刑法对售卖假货者和有毒有害食品者追究刑事责任规定了五万元涉案数额、明知、造成严重后果等三个前提条件。
当时而言，我国法律对有毒有害食品、假药劣药的判定标准更高，技术要求更高，融易新媒体消息，非经检验难以证明有毒有害，因此难度也更大，而且把有毒有害食品罪、假药劣药罪、伪劣产品罪分开表述，给人的感觉是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伪劣产品罪比有毒有害食品罪要轻一些。此外，我国法律总体上是以后果论罪，而且门槛较高。
从法律执行层面看，我国食品安全执法由地方政府分级负责，且所有犯罪侦查，须由行政机关移交公安机关侦查。
从执法现状层面看，“因为有涉案数额五万元、明知（即知假售假）、造成严重后果等入刑条件，很难追究造假售假者的刑事责任。”毕井泉表示。
我们的食品安全行政执法和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是地方政府事权，执法人员与当地企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发现重大违法行为都要第一时间给当地领导报告。出于地方就业、税收、经济增长诸多考虑，尤其是避免引起舆情炒作，大多会要求严格执法，妥善处理，努力保持社会稳定。
行政机关执法与刑事机关犯罪调查的衔接，也存在诸多问题。二者之间，证据标准不同，侦查程序不同，对案件判断不同，有的案件行政机关不愿意移交，也有的案件愿意移交但交不出去。
“上述种种情况，造成售卖有毒有害食品、造假掺假食品、贴假商标食品以及各类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很难追究刑事责任。涉案的销售者、运输者大多是交点罚款结案，难以形成对打击侵权假冒伪劣产品的震慑。整个社会对造假掺假贴假商标等违法行为，也都见怪不怪，麻木不仁了。”毕井泉说。
在他看来，这一现状与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高质量发展是格格不入的。所以，要认真研究相关法律制度的漏洞，研究执法体制的有效性，包括防范地方利益冲突和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融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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