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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北京大学数字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邱泽奇:算法可以向善,但有些平台尚未做到(3)

时间:2024-11-30 16:10:01来源:新媒体

邱泽奇:我更愿意相信这是这类平台迈向成熟的社会过程,还是应该允许这些平台成熟起来,不能一上来就指责它们,因为没有人能想到事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比如网约车平台,可能最初也没有人想到会有司机这么坏。有些事情超出了人们的认知底线,的确是想不到。不过,既然坏的结果已经显现了,就需要正视,也正好可以抓住机会在平台运营和管理上提档升级。

经济观察报:就成熟度而言,中国互联网公司走向成熟,似乎都经历过大型舆论风波。短视频平台是不是还没有经历过?

邱泽奇:百度经历过“魏则西事件”,阿里巴巴经历过商家“十月围城”,腾讯经历过“3Q大战”,滴滴经历过顺风车司机杀人,美团经历过骑手“困在系统里”事件,只有短视频平台还没有经历过舆论的风暴口,这次是这类平台历史上的第一次。

其他平台前些年的经历,都是社会力量的反映,它们有明确的受害人,有社会力量的参与。内容平台不一样的是,对象的离散性使得它不可能因某个事件而带来一场社会运动,否则就会落入法治之网,这次的清朗行动也可以算是内容平台自我进化的一个机会。

历史告诉我们,一家得到社会广泛认可的技术公司,通常会选择在让大多数人获益的同时,从大多数人那里获益,而不是简单地竭泽而渔。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现在一些公司出现了涸泽而渔的现象?

邱泽奇:可能是因为公司太年轻,心太大,或者担心失去赚钱的机会而选择了只做几年的公司,不做百年公司。公司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比如腾讯提出科技向善,是因为它12岁时遇到了“3Q大战”,学会了把半条命交给合作伙伴。

经济观察报:你接触到的很多内容平台,比如抖音、快手、腾讯视频号等,平台现在有意愿改变吗?

邱泽奇:我觉得是有的,只是平台可能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所以我主张呼吁一下,或者引发一些社会讨论,为这些公司集智。

经济观察报:你似乎一直从积极的角度去鼓励平台,倡导它们承担社会责任。为什么要这么做?

邱泽奇:我还有一个更大的担忧,如果监管继续趋于严格,整个中国互联网产业有可能垮掉。2020年全球市值前10名的公司之中,有七家互联网公司,中国有两家。2023年全球市值前50名的公司中,只有一家中国互联网公司,而且排名靠后。国内互联网行业这几年掉得太厉害,这不是我们期待的结果,更不是对中国发展有利的结果。

监管是一柄双刃剑,在中美竞争的关键时刻,我们应该更好地运用监管工具箱,促进产业发展,促进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发展。

经济观察报:如果平台一直不改怎么办?

邱泽奇:我们先把道理说在前面。可以先假定平台是无辜的,它们没有意识到算法对社会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当我们把危害摆在平台面前,清晰明确地让它们知晓后,如果它们依旧再犯,那时再口诛笔伐,也不迟。

我相信大部分平台也希望解决算法带来的社会问题,消弭大家的抱怨。清朗行动一定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希望双赢和多赢。现在,是考验平台智慧的时候。

经济观察报:如果最后还是有公司不改呢?

邱泽奇:那它就死定了。并且这种死不会是因为监管而死,而是自己作死,自然而死。因为社会会抛弃它,这时,也一定会有新的公司乘虚而入。

对内容平台而言,现在是一个很巧的时间节点,如果能自我反思,认真整改,一定会更上层楼。如果不能反思,那它就很危险了。

关于监管

经济观察报:你怎样评价这次四部委出台的算法治理政策?和往年相比有哪些差别吗?

邱泽奇:这次列出的治理要点更清晰了,他们把哪一些算法会导致什么后果都点出来了,比如信息茧房、榜单操纵、危害劳动者权益、大数据“杀熟”、危害用户权益、算法安全等,从后果出发,直接列出了算法的负面影响。

这次也把算法的每一大类都点了名,每个大类背后可能都指向一类典型平台。

我不清楚的是,清朗行动会怎么操作。清朗行动等政府治理,目标还是促进发展,尤其是促进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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