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11-30 16:10:01来源:新媒体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关键在数据和算法的匹配以及算法的调试,说到底,都是人在忙乎。总体而言,由于使用数字技术的人群不是同质性的、而是异质性的,且每一类人群对数据的贡献,在量和质上都有差异,因此,算法使用的数据始终是有偏差的。当算法应用数据时,便会复刻现实社会的结构,甚至放大现实社会的问题。
这时,形式上有两条路径可以解决问题。第一是对来自现实生活的真实数据进行加权,第二是调试算法来纠偏。两者实质上是一条路径,因为,对数据加权也是由算法来实现的。
经济观察报:算法可以做到厘清偏见吗?
邱泽奇:算法是人写出来的,无论如何都是可以调整的。在方法意义上,算法是工具。工具是否合用,是可以做交叉检验的,在技术上也很容易实现,完全没有问题。
平台不宜涸泽而渔
经济观察报:你是社会学专家,为什么会一直关注算法问题?
邱泽奇:要说我为什么关注算法,可以从2000年算起。那时,我研究ERP在企业中的应用,用今天的视角来观察,ERP可以遭理解为算法推动的自动化。ERP运用的数据,质量非常高,每个字段都很清晰。
我们的研究发现,运用信息技术会产生比较重要的社会后果。ERP会产生的社会后果就包括让人失去工作,失去权力。我们在青岛啤酒做研究时遇到了一个例子,啤酒厂的库管员在没有ERP时是很有权力的,仓库里有什么,他说了算。可是有了ERP,信息是透明的,他说了就不算了。
与当下的算法比较,ERP的社会影响不算大,它还只是影响企业。2012年我做淘宝店家研究时发现,平台会让网店连接泛在(通过现代通信技术,实现设备、系统、人和环境的广泛连接,形成一个无缝、即插即用的网络环境),也因此会带来某种特定的后果,比如让一个人的影响力变得非常巨大。这时,平台的作用和机制就变得特别重要了,平台想为买卖双方谋福利,还是想自己从中抽更多的成,至关重要。在电商圈,平台对商家抽成常常会遭商家理解为平台税。如果平台税过高,商家的收益就会受损,在算法里,完全可以遭理解为平台没有把控好自己。
同期,因为游戏问题我也关注了到某些平台,不少家长都说,游戏真是害死人。我记得某平台当时做了一点创新,成立了未成年人成长守护平台。能让技术来帮忙监督孩子们玩游戏,自然是对社会负责任的做法。这件事给我很大的启发,让我见识了平台是可以做有利于社会、有利于大众的事的。
之后,我和张小龙有过一个很长时间的访谈,其中,谈到微信对广告植入的考量,他让我认识到,如果掌握技术的人能够把社会的良心和社会共识的诉求植入产品中,便是数字技术的向善,也是算法为人。至少,他可以做得相对克制一点,让大家感受更好一点。
那几年,我也在与网约车平台接触。当时正好遇到网约车乘客死亡事件,我提了一个建议:设置一键报警。后来我发现,网约车平台的改进比我想象的好太多了,比如有录音,有一键报警,也有紧急联系人,做得越来越完善。
这些事情都让我相信,数字技术不仅可以赚钱,也可以为人类社会服务。其中,算法是数字技术的核心力量,也是数字时代的技术强权。技术掌控者掌握技术,是为一个人,还是为大多数人,向左走,还是向右走,都是值得关注的,不只是值得政府关注,更值得社会关注。
经济观察报:你提到了很多已经改善的互联网公司,这些公司都偏向基础设施类。但近期大家反对声音比较大的是内容平台和社区平台。人们认为这些平台在积聚戾气,甚至形成网暴,为什么这些公司的算法会走上这条路?
邱泽奇:依我看,内容平台的价值观更加重要。马云曾有一句话说,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微信则让世界变成一个小地球,让你站在地球的中央。这些都是价值观。一个公司有了价值观,尤其是有了符合社会共识的价值观,也就有了价值追求,继而就会有追求目标的行动。
与零售平台、社交平台、生活平台不同,内容平台直接关涉人们的认知和认知改变,更需要有符合社会共识的价值观。仅就这一点而言,它们可以做很多事。
经济观察报:可以做什么事?
邱泽奇:比如有效处理虚假信息。就钟睒睒事件而言,我以为内容平台是可以有作为空间的,比如对事实类内容,如果未经核实,可以让算法在内容里打上平台提示,如:此内容未经核实,请观众注意辨别。我以为,对于未经核实的事实类内容,平台有提示的责任和义务。为此,平台的工作量和工作内容的确会大大增加,可是,受益的却是大多数人,平台可以留下更优质的内容,受众会增加判别的依据,内容空间会因此更加清朗,社会还会因此更加积极向上。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现在算法问题较多的是短视频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