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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3-27 19:12:10来源：界面新闻
那么，维伦纽瓦的电影是否对上述问题做出了回应？仅从叙事层面来说，很显然没有，维伦纽瓦对小说做出了忠实于情节的改编，也自然无法超出原作的思考范围。只不过有趣的是，维伦纽瓦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了与赫伯特相似的、对于时间的焦灼感。而为了超越或至少消除这种焦灼，他选择极端放大影院中的视听元素、为观众带来沉浸体验。正如导演在近期采访中提到的：“作为一名电影制作人，我希望尽可能地隐身，尽力保留书中的诗意、氛围、色彩、气味。”
这样的情动体验的确可以带给人一种与日常时间截然不同的时间性。正如布莱恩·马苏米在《虚拟的寓言》一书中指出的，如果说情感（emotion）是主体的、可遭辨认并命名的，那么情动（affect）就是还没来得及遭辨认的“失落的半秒”，这半秒属于潜能的领域，主体与客体的界限消弭、过去直接向未来敞开，但是还不存在“现在”——因为一切都太快了，“现在”还来不及发生。随后，主体的意志才开始出现、遭限定，进入线性的情感和行动。当观众听到杰西卡夫人震慑人心的“音言”，看着哈克南主星在红外摄像机下呈现出的黑白色调的决斗场面，或听着耳畔沙漠的风声，无可名状的情动体验都如影随形。
《沙丘2》剧照。图片来源：豆瓣维伦纽瓦在这方面可谓做到了完美。可是，潜能毕竟只是潜能，关键是潜能把观众带向了何处。其结果是，对于视听的绝对倚重，也让《沙丘2》原原本本继承了原著中的保守内核，甚至忽视了原作中值得进一步发掘的部分，最终流于一种空洞和虚无。
读过赫伯特小说的读者或许会发现，其魅力之一在于通过大量对话交流，构建了微妙多变的政治氛围，无论是正直的保罗还是阴险的哈克南人，他们都对权力有着马基雅维利式的敏感，经常从对方的表情和用词中洞察更深层的含义，然后在犹豫不决中做出相应的行动。然而对维伦纽瓦来说，纯粹的图像和声音才是电影的力量，他本人也抱怨过电视剧般的琐碎对话会破坏电影的体验。虽然电影和小说是不同的媒介，可人物对话的减少也使得人物的思维过程和心理活动遭大大简化，比如，小说中的杰西卡要与恐惧、忧虑以及对儿子保罗的爱和敬畏作斗争，而在电影《沙丘2》中，她更像是美丽而符号性的“圣母”，心无杂念，只让儿子成为传说中的先知。
更重要的是，原作故事充满诱惑和分歧，在数十年间引发着不间断的学术讨论，这些也在影片中消失了。比如，赫伯特会在章节前摘录伊勒琅公主的作品，其中记录着保罗的生平、帝国的历史和政治，以此来构建一个可信的世界，仿佛整本书都回荡着伊勒琅公主的声音。而在《沙丘2》中，公主作为角色之一出镜，她用录音机写作的画面仅作为几格镜头，碎片化地出现在了电影里。
《沙丘2》剧照。图片来源：豆瓣书中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也遭转移到了弗里曼人身上，并遭模糊了种族特征。英美文学学者约瑟·德利迪（Yosr Dridi）看到，虽然《沙丘》原著是东方主义的，但是它至少出于一种真正理解对方的愿望，融易新媒体消息，小说也用了大量阿拉伯语构成了沙漠星球居民的身份和精神，维伦纽瓦的东方主义则不同，他对这些知识“公然表示不感兴趣”。
02 《银翼杀手2049》《降临》：超越血统与线性时间事实上，维伦纽瓦的导演策略以及在想象层面的失败，在他的作品《银翼杀手2049》（2017）中就已经可以看出。在《2049》的前作也就是雷德利·斯科特执导的《银翼杀手》中，复制人与人类几乎相同、难以分辨，电影也用大量诗意的表达确保了内在的模糊性。相比之下，《2049》一目了然，复制人遭明落实义为“生物工程人类”。在这个新故事里，原作中的瑞秋和戴克生下了一个孩子，此后瑞秋死于分娩、戴克活了下来并躲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家破旧酒店里。主角K一度以为自己就是那个孩子，最终发现自己只是复制人，于是他牺牲了生命，让戴克和他真正失散多年的女儿重逢，最后，故事以K落寞悲伤地躺在雪中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