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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3-13 09:55:02来源：界面新闻
日记和自传能帮助人们梳理内心，可是写下来，痛苦就会过去吗？
作家伍尔夫、克瑙斯高与乌格雷西奇表现出对于自传体裁的不同理解。伍尔夫将自己形容为平庸肤浅的、时常追逐名利；克瑙斯高毫不掩饰自己的暴躁与执拗，拒绝为自己辩解；乌格雷西奇则将自传与相册相比，认为它们都是一种业余的艺术，然而以真诚为基础，能够超越专业艺术抵达人心。
伍尔夫自1915年开始写日记，记录一直持续到去世前四天。在日记中，她对于自身的反思与对他人的观察同时进行。比如她诚恳地反思， “私下里我性格乖戾，部分是因为我想守住自己的立场。”她称自己虚浮平庸，是个伪君子，对于身边人也充满批判精神，“我想写一写身边的人内心的卑鄙，并揭露人性的虚伪。事实上，人们之间几乎互不关心，他们对生活的感受是病态的。”（1923）她将相识不留情面地称为“手染鲜血的乐善好施者，势利的知识分子”，有时候也惊叹，“男人的自大和自我中心令我惊诧。我结识的女士会做这些事吗？”（1928）
将创作的自我与日常的自我区分开来令她感到平静。她不止一次地提道，对作者来说，肉体仅仅是个驱壳而已，只有当她“注意力分散，性情多变，想要社交时”，她才是弗吉尼亚。
写作帮助她从个体生活中暂时摆脱，工作可以成为纠正自我迷恋的良药。伍尔夫对此很清醒，“我的梦境常常关于我自己。要想纠正这一点，摒弃那尖刻得可笑的小小个性，忘却名誉观念及一切，就得多读书，洞察世俗，勤于思考，更有条理地写作。更重要的是，要让工作填满生活，试着隐姓埋名。”（1927）
即使如此，写作仍然维系着弗吉尼亚想要追求名利的欲望，她想要遭认可、拥有知名度、成为重要乃至伟大的作家，也持续地遭这样的渴望折磨，“搜肠刮肚地在文章和评论中寻找自己的名字，大概是不光彩的。但我却经常这么做。”（1930）
更多的时候，她不得不承认，个人的生活遭深深的悲剧感笼罩。“生活为什么充满了悲剧性？就好比深渊边的一条羊肠小道。我往下看，一阵眩晕，不知怎样才能走到尽头。我写作时忧郁会减弱些，那为何不写得更勤快些呢？”（1920）生活中的快乐瞬间是稀缺的，很少能有人确切地指出生活中的快乐瞬间，或说出快乐的原因所在。她有点迷信地认为，融易新媒体消息，“神灵们在制造快乐的同时必定也心存妒忌。”（1925）伍尔夫学会了以坚定对抗生命的多变与痛苦，“我现在很坚定了。我可以平静地经历一场情感角力，而在两年前，这甚至会让我生不如死。”（1925）
坚定的自我能够减轻性情多变，或者缓和痛苦的处境，在自传中承认这一点是意味丰富的。当代挪威作家卡尔·克瑙斯高在自传式小说《在春天》中也称，近年来他的自我意志更加坚定，因为他发现，人都将受困于某个究竟情境，只能依据当时的状况来对待人生。他进一步推论道，“自欺欺人”是最人性化的特质，不是撒谎而是一种生存机制。
他在自传中详细地记录，妻子在怀小女儿时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曾企图自杀。他意识到新生儿降临让整个家庭面临一场暴风雨，“在短时间里生育三个孩子，就好像在暴风雨中紧紧抱着桅杆一样刺激，”但建议妻子——应当作为成年人为自己负责。他拒绝了妻子的求救，对她说，“我无法真正帮到你。你必须自己摆脱一些东西，你要自救。我可以支持你，我可以在这里陪着你，但我帮不了你。这是你只能自己做。”克瑙斯高认为，妻子的病因是对自己不够负责、不够努力，情绪失控的时候总是听之任之；只要妻子持续得到关心和怜悯的回应，不负责任的病魔就会得到滋养。
克瑙斯高不仅拒绝了妻子的求助，也不想在自叙中为自己辩解。这大概并非因为他对妻子缺少同情，而更像是出自于对“坚定自我”的绝望式执着。在写给未出生女儿的信中，克瑙斯高说：“我们所有的感觉、需求和欲望，我们整个个体的心里构造，以及各种奇怪的角落和硬壳，一旦在幼年时固化，几乎不可能再解开。”
就像他认为拒绝抚慰妻子是在帮助她一样，他觉得人们需要遭纠偏，大多数人极力掩饰痛苦的无所不在，这可能导致了对生命的不负责任。人们通常想要听到的是，“生活应该是光明的，生活应该是轻松的，生活应该是孩子们奔跑在海边的沙滩上，应该是在开学第一天微笑着站在照相机前，充满期待和激动的模样，”而这并非他认可的有关生命的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