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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5-28 07:14:01来源：经济日报
三是不断提升县域公共就业服务能力。建设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多渠道、多方式、多维度拓宽岗位供给渠道，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就业服务体系。因地制宜发展高质量零工市场和劳务市场，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切实保障好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权益。宣传和落实好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政策，提高政策服务的惠及度。
四是积极推动县域就业农民工市民化。提升县城公用设施配套和服务能力，建立健全与常住人口规模、服务半径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机制，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制度并轨。落实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县城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政策，推进普惠性学前教育。明确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细化实化“人地钱挂钩”政策。探索构建县域农民工市民化综合评估体系，建立评估机制，配套相关奖补政策。
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难题
在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崭露头角。如何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
赵俊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新生代农民工是按年龄划分，指的是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民工，截至2018年底，新生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比重已达51.5%。未来，随着老一代农民工因自然原因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和整体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将成为我国农民工主体。
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本质差别在于其城市取向。一些研究者归纳了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其父辈的特征，如多为独生子女、吃苦耐劳精神弱化、更追求生活品质、喜欢超前消费等，但均非本质差别。两个群体最大的差别体现在人生规划上。老一代农民工具有显著的农村取向，他们的生活基础在农村，进城的目的是“挣一笔钱回家”，最早上世纪80年代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已整体返乡养老。新生代农民工则不同，调研显示约48.9%的新生代农民工属于“出了校门就进城”，基本没有从事农业经营的经历，与农村和土地的联系极其微弱。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显著的城市取向，即最终在城市定居生活、成为城市人。融入城市既是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本质差别，也是他们对城市提出的主要诉求。
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需要针对他们定居城市存在的主要障碍制定相应政策。传统的农民工政策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为核心，即保障其劳动能够获取应得报酬、避免受到违法侵害、提高各项福利待遇等，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包括但不限于这些政策，核心任务是解决其在务工城市扎根定居时面临的突出难题。这需要以农民工家庭为基本对象，围绕其城市家庭生活的重大需求进行政策设计，从实践来看，最重要的是解决两大难题。
一个是随迁子女教育。随迁子女教育是实现农民工家庭完整迁移的必需环节，是他们融入城市迈出的一大步，也是农民工对城市公共服务需求的核心内容。近年来，随着相关政策不断完善，解决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取得积极进展，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数量保持在1400万左右、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保持在80%以上。然而，由于城市公办学位不足、入学门槛高和农民工家庭自身等原因，实现随迁就读的农民工子女仍是少数，还有约60%的外出农民工家庭处于成员分离和儿童留守状态。尤其是在特大城市和沿海发达城市，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仍然存在困难，如珠三角地区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例只有20%至30%。
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的思路是“全纳性覆盖”。例如福建省晋江市向社会公开承诺“不让一名来晋务工人员子女上不了学”，实现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子女无门槛入学，值得探索推广。应当明确城市对保障农民工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入学具有法定义务，实现农民工随迁子女“来了就能入学”。要实现这一目标，应着力优化教育资源省际配置，以人口集中流入、教育资源紧缺的大城市和发达城市为重点，根据现有农民工随迁子女数量和预计未来随迁增长情况，通过公办学校扩建基础设施、扩大教师编制和扶持规范民办学校发展等方式，强力扩充学位，融易新媒体，弥合供需缺口。
另一个是城市住房。拥有稳定的住房是农民工家庭在城市定居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最大的短板。据测算，目前在所务工城市购买自有住房的农民工比例不超过5%。农民工居住条件相对简陋，面积约为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的一半，如珠三角地区农民工以租住城中村为主，普遍狭小、陈旧，且卫生和公共设施不完善。单位宿舍和租住民房是农民工居住的两种主要方式，但都具有临时性特征，缺乏稳定保障。整体来看，目前我国农民工住房条件仅能解决其短期务工、临时居住要求，尚难以满足其长久居住、融入城市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