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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7-26 20:10:02来源：新京报
就连从未涉足回收行业的人也跃跃欲试。一个出身阿里巴巴的创业团队创立了“9贝壳”，尝试互联网预约垃圾回收；P2P团贷网创始人唐军创立了小黄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主打智能回收设备。
一名业内人士告诉新京报记者，2016年至今，杭州有几十家企业涉足互联网回收，规模较大的有十几家。
与众多企业的满腔热情相比，官方对此的态度似乎较为宽松，互联网回收企业的引入和管理工作被各级政府一路下放。
7月5日，杭州市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指导科科长邵金蔚说，回收企业的引进由各区城管局决定，市级单位不干涉。江干区城管局的工作人员却表示，企业引进全部交由街道决定，“只要符合程序就可以”。而江干区九堡街道的工作人员的说法是，他们对可回收垃圾的企业暂时没有全局规划，由社区自己决定。
缺少统一规划和准入门槛，让许多企业参与进了一场垃圾回收界的生存大战。2019年7月初，新京报记者走访了杭州市江干区的垃圾分类示范小区——圣奥领寓小区。小区有居民千户左右，却容纳了村口环保、舞环科技两家回收企业。前者放置的是智能回收箱；后者安置的是回收亭，亭下放着塑料回收桶，二者被楼宇隔开数百米。
然而两家公司的设备都收获无几。一名保安说，村口环保的清运车三五天都不来一次；舞环科技的回收亭里，只有标注着“塑料”的桶里有几个饮料瓶。
在村口环保的负责人陈斌看来，这种千户级别的小区回收量有限，养活一台设备尚且勉强，两台就更艰难。“但现在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我希望社区对回收企业设置门槛、有所拣选，为企业留下更大的生存空间。”
对于陈斌的观点，江干区的一名社区党支部书记却不认同，她认为这种企业互掐的模式没问题。“两家企业竞争，谁能提供更好的服务，市场就会留下谁。”
吃不饱，成本高
即便没有竞争，回收生意也是危机四伏，因为被投入回收箱的垃圾并不值钱。
据朗盾科技2015年的统计，开始回收一年多后，排在公司回收前三名的是18.9吨玻璃瓶、6.74吨塑料瓶、900多公斤电池，都不值钱。虽然纸板、旧家电等也有，但数量不多，成不了气候。
吴冰心推测，像旧家电、纸板这类价值高的废品，还是被骑着三轮车走街串巷的大爷大妈收走了。他们当面称重、结账，回报快，价格也比折抵积分更高。
嘴上吃不饱，付出的成本却不少。为了让回收箱里的物品“各得其所”，朗盾科技委托了一家大型回收公司负责垃圾清运。后者开着货车到各小区清理回收箱，把所有回收物送到自己公司的分拣中心内细分类、转卖，每天收费175元。
“这个成本很高。3台回收箱收到的废品，价值还不够抵偿清运费的，只能勉强支付积分兑换。”那时，吴冰心认为只要增加回收箱数量，收到足够多的玻璃、金属、废电池，也能扳回成本，实现盈利。
但2015年回收箱增加到100台后，回收公司的清运费随之提高到每天375元，朗盾科技内部的运营、设备维护成本也急剧增加，年人工支出已超过百万元。
吴冰心转而找到一家小型废品回收站，让其负责垃圾清运。对方收走回收箱里的所有物品，把值钱的卖掉，便宜的送去堆填。虽然清运成本下降不少，但这背离了吴冰心的初衷。运用这种方式，智能回收设备对垃圾减量的贡献，已与“三轮车式”的废品回收者无异。
2019年7月初，一名小型废品回收站的老板娘告诉新京报记者，她曾为互联网回收企业做清运，每箱垃圾收费45元。“把东西拉回店里还得电脑登记，塑料瓶多少、玻璃多少，他们要统计数据，显示自己的互联网特点。”
但老板娘无法理解，互联网回收靠什么赚钱，和自己有什么本质区别。果然，对方付账的频率越来越低，老板娘主动退出了合作。“后来另一个回收站接手了，被这家互联网公司欠了好几万，到现在都没还。”
“其实再生资源回收业利润微薄，租一间小店、开个小型废品回收站，骑一辆三轮车沿街吆喝回收纸板和旧家电，这是成本最低的运营方式。”一位大型再生资源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相比之下，货车、智能回收设备、写字楼的租金和大批的后台开发人员都很费钱，可能让公司入不敷出。
2014年底，朗盾科技将承诺的比亚迪使用权兑成10万元奖金发了出去，此后再没发出过奖品。小区附近的超市收不到账款，陆续停止了积分兑换，居民要走上几条街才能换到一块肥皂、一条毛巾。有人找到社区党支书抱怨，“你看看，我几万的积分都没处用。”社区党支书联系了吴冰心，但兑换活动再未进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