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导航 
时间：2020-08-04 03:47:17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今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国家监察委员会、教育部、公安部等9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并从印发之日起试行。
强制报告App是落实这一强制报告制度的具体抓手之一，具有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让过去可能觉得和自己无关或没有强烈的责任和意识的人背上责任，强制性去报告，如不报告将被追责。
何可说，9部门中包括监察委员会。对于教师、医生，各级乡镇社区、部门的公职人员而言，如果不如实报告，一旦发生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件，将追究纪律责任，然后根据后果严重程度和失职情况，进一步追究法律责任。
“对宾馆、校外培训机构、校车服务提供人等非公职人员，如果不如实报告，同样会被倒查责任，由该行业的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罚，比如吊销营业执照。”何可介绍。
“这个强制性是实实在在的，将来公安、检察等部门在查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时，肯定是要对案件侦查中发现的未及时履行报告责任的情况进行倒查追责。相关部门对未及时报告的人员，可以处治安处罚、纪律处分和行政处罚。”何可说。
未成年人隐私如何保护？后续工作有待细化
“就形成全社会对未成年人强有力的保护伞而言，强制报告制度的出台，以及全国首个强制报告App的上线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支点，但这个新事物背后还有不少工作需要细化，强制报告App也需要不断完善推广。”重庆社科院研究员孙元明的意见颇具代表性。
“最需要细化的是有关未成年人隐私信息的保护制度。”九龙坡区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廖革红说。
日常工作中，廖革红接触的来做人流的未成年人，或者父母带来检查的未成年人，他们都很紧张害怕，担心被人知道，对自己未来的工作生活造成不良影响。
“虽然强制报告制度本身已经提及，要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但在具体操作中医生报告哪些信息，报告多少，已经上传到App上的信息如何严格保密，公检法与教育、民政、街道社区等多单位部门联动时，如何有效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这都需要进一步细化。”廖革红说。
此外，廖革红建议要进一步细化对医生、教师等报告人的保护机制。
“虽然现在法律法规赋予了医生、教师报告相关线索的权力，但在实际生活中，大部分家长、当事人是不愿将信息报告上去的，一些医生担心这可能会加剧医患矛盾。”廖革红说。
“从拒绝看客这个层面来看，强制报告App具有很大意义，但发现之后怎么办？一系列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刘希娅说。
2年前办理的一起虐待儿童案，让孙文静一直难以释怀。一个年仅9岁的小女孩，家庭条件不好，妈妈有些神经偏执，一不如意就会打她。一次妈妈失手将女儿打倒造成头部重伤，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
检察院介入后，孙文静发现，小女孩的父亲已经入狱，又没有其他亲属可以抚养她。如果剥夺了她母亲的监护权，小女孩的处境可能更加艰难。最终检察机关只能对孩子母亲采取训诫教育措施。
“如果小女孩的遭遇及早被发现报告，也许她的处境会好一些，但光发现肯定解决不了她的问题。”孙文静说，要解决类似问题，首先要完善对无良好抚养条件未成年人的国家救助、收养等一系列制度，而现阶段要解决这些问题仍然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