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富士康：一个河南人的12年

图源：图虫创意

“像我这年纪的人，不想跑了，也跑不动了，不像以前意气风发。”在富士康工作12年，1991年出生的董天星已觉得青春耗尽了。

厂区还在建设中，到处都是沟沟坎坎，风一刮鞋上落满灰，厂区没有围栏，附近农民推三轮车进厂卖盒饭、饮料，四周是农田、瓦房……这是董天星对郑州富士康最初的印象。

2010年，河南人董天星南下深圳，入职富士康。2011年，郑州富士康投产，他响应号召调职回豫，从流水线操作工升职为小干部，在车间发料、收料，之后便再未晋升。

他自认为，一开始在富士康工作是惹人羡慕的，如今却有些后悔。在这座高压、分工极精细、人员流动快的巨型工厂中，技能、知识、朋友、财富，董天星自述一样也没有收获。

如今，董天星准备离开了，一是厌倦了机器人般的工作，二是收入不再稳定。面对立讯精密、比亚迪等企业的竞争，面对疫情冲击，郑州富士康订单量不再稳定，旺季也会缺单。

2022年，郑州富士康高管公开表示，富士康产值占河南省进出口额的60%、郑州进出口额的80%。在这个庞然大物面前，董天星深感自身的渺小。

起初，董天星是奔着高薪去富士康的。

他没考上大学，高中毕业后当了两年兵，退伍后，他因工资太低放弃进县巡防大队，在家休息了半年，之后遇到在深圳富士康工作的老同学，便跟着他南下。

县巡防大队的工作月薪是800元，在富士康通过不断地加班，董天星月收入可达到四五千元，“当时年轻力壮能熬夜，一天在流水线工作十三四个小时，现在想想都后怕”。

董天星并未思考太多以后的事情，只想着每天能靠加班挣多少钱，每月能存多少钱。

2011年，郑州富士康投产，深圳厂区号召工人调职，条件是到郑州后“官升一级”，员工升干部，干部升全技员，全技员升生产线线长，线长升科长，以此类推。

董天星不想再坐二三十个小时的火车往返于深圳和河南，当年9月跟着大部队坐上开往郑州富士康的大巴。董天星清楚记得，当天一起出发的有数百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河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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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最初为什么不在河南找工作？董天星们没有选择，河南是农业大省，大型工厂较少。

董天星见证了郑州富士康的建成，不管是厂房，还是制度。最初，厂里只有十几条生产线在运行，他大部分时间在拉东西、搬机器，本职工作干得少，还能跟工友聊聊天，领导也不管，这在后来是不可能的事。

“如果有关系，还能办厂牌、吃空饷，让别人替你打卡，富士康给你发工资。”董天星回忆，在厂区建成后，一大批人因为代打卡、吃空饷被开除了。

到2012年，巨型工厂郑州富士康便正式落成，生产线多达90余条。厂区周边，瓦房变楼房，土路变水泥路，以富士康为原点，一座小城拔地而起，一切都那么迅速。

在董天星记忆中，一开始给几十元就可以租住在周边农户家中，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后来一栋栋楼房盖了起来，单间月租金数百元。

2014年，苹果CEO蒂姆·库克造访郑州富士康，董天星也见到了他，那是属于郑州富士康的高光时刻。

郑州富士康落成后，围墙、门岗拦住了外来人，董天星也进入了快节奏的工作。他觉得自己像机器人一样在车间、食堂、宿舍间往返，十年如一日，枯燥又忙碌。

他早上7点起床，在楼下买早点，坐三轮车去厂区，经过层层门岗到达车间，早上8点开始工作，中午1小时吃饭休息时间，晚上8点半下班到家，洗漱完后刷会儿手机，那是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刻，第二天睁眼又是忙碌的一天……

他和五六个下级一同管理仓库，每天要给车间里的生产线发iPhone零部件，供工人组装，要实时记录仓库内物料去处、数量，要收料，下班前要交接。

“产量是领导安排的，今天给你500发‘炮弹’，就必须打完，是固定死的。”每天，董天星必须把物料如数发给流水线，流水线工人必须按时完成，每个人都被产量要求推着走。

据董天星所知，为保证交给苹果的产品百分百合格，保证运输、设备故障等因素不影响最后交割，郑州富士康都会尽早完成订单，流水线因此运行地越来越快，产量压力越来越大。

相较而言，董天星的工作比操作工轻松，他不愿意再回到流水线上，所以每天都会提醒自己要细心、不能丢料、数据要能核对上，“如果有特别大错误，直接位置就没有了”。

“过去十年，基本每天都是这样子。”最显著的变化是，董天星起初住宿舍，后来在周边单独租住，每月500元，通勤时间没有变化，因为宿舍区与厂区是分开的，距离也不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