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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9-28 02:35:01来源：新媒体
在面临通缩压力的时期，需要调整宏观政策思路。我们宏观政策的目标过多了。名义上，我们宏观政策的目标至少有四个，包括经济增长、就业、物价稳定、汇率稳定，可能还要考虑到产能问题、房地产市场波动。目标太多就会顾此失彼，这中间有很多目标不应该用宏观政策来解决。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提出将我国CPI增长2%至3%明确为刚性目标。央行需要定一个通胀率的点目标如3%或4%，而不是仅仅落实一个区间，如低于3%就万事大吉。
其中，对政策扰动比较大的一个因素是房地产市场。因为当时房地产市场投机性比较强，价格波动明显，干扰了宏观政策的目标。这也是我们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中要吸取的一个教训：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不能太多，不能什么都管、什么都顾。
经济观察报：我们对于刺激政策的担忧来自何处？
余永定：我觉得来源于一些观念上的分歧，比如认为中国杠杆率太高，会遇到明斯基时刻，发生金融危机，我们对这类风险过于担忧。关于这个问题上面已经谈得比较多了，这里不再重复。
还有另一类分歧是认为刺激政策会带来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首先，在宏观层面产能过剩等于有效需求不足。我们所说的产能过剩是一个产业层面的概念。在这个层面上产能是个动态过程：今天过剩，明天不足。政府是很难去判断哪些行业是过剩的、哪些行业是蓄势待发的，这些都需要市场和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去尝试、去摸索。
记得20世纪80年代，学界就开始提出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2003年，还出现了“铁本事件”。这一年中国钢铁产量大约是2亿吨。但“铁本事件”后，钢铁行业在很长时间中还是保持了每年百分之几十的增长，2020年中国钢铁产量已经超过10亿吨。
总之，融易新媒体消息，中国并不存在宏观上的产能过剩，而是存在结构性的产能过剩。但哪些行业过剩了、怎么出清产能，这个应该由市场来决定，应该由企业家来决定。就像手机产能要是过剩了，还有谁能比任正非更清楚？消除产能过剩不应该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目标。
很多问题只要政府不干预，企业自己会调整。整体上，我是倾向支持产业政策的。但产业政策应该有一个限度，政府替企业做主是不对的。政府要做的是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并在研发等环节给予一些支持。
经济观察报：曾经的“四万亿”对很多人是一个经验，某种程度上也是教训。大家是不是也会担心现在出台一个刺激政策，还会带来某种“后遗症”？
余永定：这个担忧是有道理的。“四万亿”的时候，我问一位负责同志，你们这么匆匆忙忙上项目会不会有问题。他说有些项目本是搁置项目，刺激性政策出台后又拿出来了，确实有点太急太快了。
但“四万亿”的大方向还是对的。高铁是个典型的例子，当时对高铁有一些批评，但现在看来基本是错误的。没有高铁，中国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经济观察报：刺激政策应该持续多长时间再退出？
余永定：看情况，有可能时间短，有可能时间长。中国当然也存在着宏观政策解决不了的结构性问题，但我们首先要做的肯定是先让宏观政策“升温”。
这两者不是二选一，只是有短期和长期的区别。比如目前我们面临的最急迫的问题是青年人就业问题，而不是老龄化问题。老龄化当然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它不是目前最紧迫的，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经济增速每个季度都在下滑。因此，我们只能先从最直接的层面着手解决最迫切的问题，一层一层地下去，直至最终彻底解决问题。
理论上存在一个不需要政府干预的供求均衡状态。这种状态的达成或维持，可能确实要靠技术进步和创新。在理想状态下，供给自动创造需求。但在现实中，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熨平经济波动的时间可能会长达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美国的大萧条和日本的衰退都持续了很长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