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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9-28 02:35:01来源：新媒体
实际上，过去我们的刺激性政策是地方财政唱主角。2008年，“四万亿”刺激政策中，中央财政支出了1.18万亿元，地方财政筹集了十几万亿元。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央财政通过一般公共预算为基建投资出资的比重小于1%，2021年大约为0.1%。
基建投资提供的是公共产品，很多支出本来应该来自中央财政。我们的地方政府没那么多钱，但干了那么多活，债务压力难以避免。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简单地规定不还债就不准干其他的，不能搞顺周期政策。
当然，也必须看到不少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标准超高，艺术馆、博物馆都是超豪华建设，这里面肯定存在严重浪费，我们必须找到办法防止这种事情再次出现。
经济观察报：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执行，杠杆率上升不会造成财政危机吗？
余永定：这里可以用日本的经验来说明。1996年的时候，日本国债对GDP的比例达到了92%，我去调研时，一位大藏省的人说这个比例已经远远超出了“马斯特里赫特红线”（1991年欧盟条约中规定区内各国都必须将财政赤字控制在GDP的3%以下，国债/GDP的占比保持在60%以下）。他们说必须重建财政，于是就在1997年加税，结果加税后经济增速降下来了，宏观杠杆率反而提高了。
因为宏观杠杆率是债务和GDP的比值。紧缩政策虽然控制了债务增速，但GDP增速下降得更快。我对这个事情印象特别深，日本政府的人也讲得头头是道，“我们必须怎么怎么做”“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计算了对应于不同政策所导致的杠杆率的动态路径。但日本政府执行了旨在降低政府杠杆率的政策，结果却是大大提高了政府的杠杆率。
大致来说，一个国家只要经济增速高于利率，这个国家的债务就是可持续的。我自己常用的一个公式是财政赤字率除以经济增长速度，只要这个数值不太高，就不用太担心债务问题。
例如，如果赤字率是5%，经济增速是5%，无论当前国债对GDP比值有多高，它的极限值就是100%。反之，在这个公式里，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趋近于0，不管作为初始值的国债对GDP比有多低、不管赤字率有多低，杠杆率都会趋于“无限大”。所以说，任何化债政策都要有利于经济增长。否则化债的结果就是杠杆率的提高，而不是降低。
我们的政府有“四本账”，有些来自政府性基金的投入在理论上是无须通过税收偿还的。所以，在宽口径上，我们的政府部门杠杆率既不像自己公布的不到60%那么低，也不像世界银行测算的110%那么高。但即使按照宽口径计算，我们政府部门的杠杆率依然低于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此外，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拥有2万亿美元到3万亿美元的海外净资产。总之，中国依然还有很大的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空间。此时不用更待何时？
当然，也有人会说中国整体宏观杠杆率比较高，特别是企业部门。这个观点忽视了中国金融结构的影响，中国企业的外部融资主要是向银行借款和发债。这种融资结构和美国有很大不同。2022年，中国A股市值占GDP的比例是65%左右，美国是162%。从企业对外部资金的依赖程度上看，中国还略低于美国。
经济观察报：基建投资下降不是疫情后才出现的现象。疫情前很长时间，我们的基建投资增速都是不断下滑的，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曾经在基建投资上的增长“惯性”已经没有了？
余永定：“四万亿”以来，随着调控思想的变化，基建投资增速从2009年9月50%的顶峰不断下降至2019年底的3%左右。中国基础设施确实比较超前。但基建投资增速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政策选择的结果。疫情之后，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有所恢复。2023年回升至5.9%。可以说在相当时期，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是逆周期的。政府往往利用基础设施投资熨平经济增速。
经济观察报：2012年后，我们执行过刺激性政策吗？
余永定：201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适时退出刺激政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可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不是“刺激性政策”，最多是一个中性，甚至是中性偏紧的政策。但从2013年开始，这个表述基本就是我们宏观政策的总基调，这么多年基本没变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