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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2-08 03:17:36来源：法治日报
“年会、联谊会上的唱歌跳舞节目的排练需要每周抽出两三个晚上，每天排练3个小时。如果临近大型活动，可能提前两周的周末都要去彩排，走整套流程。”冯倩说，没有加班费，没有任何福利，不能调休，甚至不会征求意见，直接电话通知在哪里报到。
除了团建活动外，一些早会晚会也消耗了不少精力。
罗薇每个周一都有早会。所有员工都遭要求比上班时间提早到半小时，不得迟到缺席。会上不聊数据、不聊业绩，第一项议程是齐唱由元老创作、歌颂公司的“司歌”，随后各个部门轮流出代表，谈奋斗心得、励志故事，结束前集体宣誓：努力工作、感谢公司、感谢客户。后来，早会文化变本加厉，周四、周五还额外增加了部门早会。这让罗薇觉得窒息。
临近春节，冯倩的单位要贴对联、窗花，所以她要“下班留下来去布置”，此外“年终结算时即使是周末也要求全员到岗，大家一起聚餐，购买食物、打扫收拾”。
通信技术日益发达
工作生活区间混同
前程无忧发布的《职场人加班现状侦查报告2022》显示，近六成受访职场人表示自身处于“灵活机动加班”机制中，他们工作时间与私人时间并不分明，在表面看起来并没有高强度加班的模式下，遭“隐形加班”吞没。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沈建峰认为，数字时代通信技术发达带来的劳动领域突出现象是劳动领域与劳动者个人生活领域的混同，进而引发了“隐形加班”问题。如何解决该问题是劳动法理论和实践回应数字时代急需面对的话题。
“数字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远程工作变得更加容易，这是‘隐形加班’出现的技术前提。而这也和现代产业的变化有关，很多劳动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劳动场所，其工作形态更多以结果为导向。”沈建峰分析称。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教授张丽云认为，常规或传统意义上的加班必须在劳动场所、在用人单位内部进行。但是在现代化城市中，网络和电信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有些工作完全可以通过线上去完成。在这种情形下，工作地点不再作为评价加班与否的唯一标准。
“因此，开会设在下班后的晚上、把团建活动安排在周末等情况均属于‘隐形加班’。”张丽云说。
全国首例在裁判文书中明确“隐形加班”问题的案件，其二审法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对于利用微信等社交媒体开展工作的情形，如果劳动者在非工作时间使用社交媒体开展工作已经超出了一般简单沟通的范畴，劳动者付出了实质性劳动内容，或者使用社交媒体工作具有周期性和固定性特点，明显占用了劳动者休息时间的，应当认定为加班。
北京三中院在上述案件判决书中也指出，劳动者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以外利用微信等社交媒体开展工作等情况并不鲜见，对于此类劳动者“隐形加班”问题，不能仅因劳动者未在用人单位工作场所进行工作来否定加班，而应虚化工作场所概念，综合考虑劳动者是否提供了实质工作内容认定加班情况。
“在上述案件中，二审法院明确了综合考量的裁判方法，将‘明显占用休息时间’和‘提供实质工作内容’等作为认定加班的重点判断因素，抓住了法律意义上加班的本质，也防止了加班认定的泛化。”沈建峰说。
界定标准尚未明晰
隐形加班举证不易
然而现实中，对于“隐形加班”还存在法律上举证和认定困难的情况。不少过往案例显示判决不支持赔偿加班费，原因包括劳动者提供的证据不能直接证明系经用人单位安排加班，未能证明劳动者所主张的存在连续性、常态性加班情形。
记者采访时也注意到，对于“隐形加班”，多位受访者表示不敢维权或维权难，背后原因就包括举证难。
“我想维权，但是又不知道具体怎样才算‘隐形加班’，也不知道怎么寻找证据。而且也害怕得罪领导，或者遭同事孤立。”冯倩哭诉。
“下班后接了老板或客户的电话是否属于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应当计入工作量，这些目前都是不清晰的。”沈建峰说，“事实上，不是所有的‘微信办公’‘线上办公’都算加班，若是劳动者仅在社交群里作简单沟通，具有偶发性和临时性，未影响劳动者生活休息，则不应认定为加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