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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6-19 21:43:39来源：界面新闻
心量是能够扩充的，读史就能不断积贮内心的资粮。历史学家王汎森在新书《历史是扩充心量之学》中提出，一个心量广阔充实的人，立身应事，志量视野都比较宽大；如果一个人心量过于狭窄，即使天资非常高，深度广度都有限，只能靠着一些小聪明（street smart）来应事。
心量这个词从佛经的“心量广大”而来，后由宋明理学的承袭和解释，发生了变化。理学家以心量大小来区别圣人与凡人。在他们的设想中，内心世界如同是一个很大的空间，需要用格物穷理的功夫把它填满、扩充开来。王汎森则借用了这个概念，讲述历史教养能够培育人的心量。
人的内心世界也是一个潜在无限大的空间，要用知识、经验去充填，它才会撑开，否则它会皱缩成一条窄缝。历史能够帮助让人们经历过去的事，并体会到生命的深度。这对人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没有深度的生活属于贫穷的生活——它仅仅是从某一刻到另一刻（from moment to moment）的。另一方面，历史的教养也教人面对真正的现实，个人的现实世界因为可以纳入别人的事实而得到扩大，不再会任意主观投射自己的想法。此外，读史还能塑造人们的理性能力，使人们对事情的来龙去脉，乃至相续的因果关系有深切的把握。
《历史是扩充心量之学》扩充心量的前提在于承认人的有限理性。在之前的讲演录合集《执拗的低音》中，王汎森已经提出，历史研究中后见之明式的解释倾向太强。与此相关的是，历史学家常常推测历史中的人物处于“完美理性”之中。他借用诺奖经济学得主赫伯特·西蒙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概念来阐明，历史行动者往往是在不落实、不完美的理性下走向未知的，他们的行为或抉择都并非穷尽（maximize）所有可能后的选项，或是充分了解所有可能的结局之后才做出的。相反，人们经常在时间仓促、情况模糊的情况下，凭借一点经验、知觉还有理性做抉择，而且这种抉择往往夹杂浓厚的情绪与偏见。
此外，历史学家考量历史人物时也应当区别热情的认知与冷静的认知，不应当忽略人们在判断事物时，情绪和武断性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我们常误以为历史行动者的主观预期效用中是全知的方式，而忽略了遭情绪、热情所影响的部分。”
历史与个人心量想法的提出，亦与王汎森对20世纪历史研究的趋势判断有关：20世纪以来，史学流派基本上都倾向去人格化，或不再关心胸襟、器识、格局的培养。这源自于近代知识专业化进程，即学科知识与伦理、价值和生活层次等方面分离。在其影响之下，专业史学的进步与人生拉得越来越远，历史也变成了好像没有用的学科。
可是，历史果真与人生无关吗？他在序言中强调，现代专业史家应当思考这些遭丢掉的老课题，包括历史对人格的培养、对价值和方向的引导等，对于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也当重新重视。在历史转型时期，人的作用尤为凸显，性格与心量的影响更不能忽略，“社会虽然有结构、经济、政治、潮流等因素，这就像个大水库，可是还得要有人打开水龙头，”王汎森写道。
王汎森将历史学的发展置于中国历史的撰写谱系中。清朝史学家章学诚就曾抱怨，中国历史上的正史写人物太为“格套”所拘束。所谓“格套”，恰与司马迁《史记》的千人千面列传写法相反。在《执拗的低音》里，王汎森引用刘咸炘的观点讲道，司马迁、班固之后有一个发展趋势是，史学的识见日益局狭，侧重朝政，而对群体民风不够注意，譬如刘氏认为游侠为华夏民风之一大端，学者多不注意，“班书以后，绝无《游侠》《货殖传》。”如此说来，要了解一个时代的历史，必须注重稗史杂记，才能显现出一个时代的士习与民风，《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这些书比正史更足以见民风。
《执拗的低音》把握无数事实知识仅仅是“记住”，把握历史的风势才是“撰述”。为了撰述历史，史学家当善于“观风”。不是将事情一件件拆开来看，而是能够将无数事实知识前后关系综合。历史的任务之一正在于察势观风。中国人喜欢谈风，诗经中也有“风”。可是风是什么？风是看不见摸不着，但令人们都深受熏习的力量。每一件事中都有风，小到装饰风格的变化、交朋友的风格，大到一个时代的风气——譬如北朝末年报应之说流行，源自南北朝的唐人节义不重、明中叶才士傲诞之气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