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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3-01 01:35:02来源：界面新闻
你的工作有意义、有成就感吗？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工作还不错，或许意味着你已在不知不觉中享有了某种特权。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从事的是既不道德又不体面的工作，被受舆论的羞辱与良心的谴责，却别无他法。
“双手干净，良心清白，这已是巨大的特权。”《脏活：必要工作的道德伤害》一书作者、纽约大学社会学博士埃亚勒·普雷斯告诉界面文化，“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权力结构（power dynamics）剥夺着许多工人获得尊严、表达个性和创造力的机会，许多工作因此成为了有辱人格的、侮辱性和肮脏的工作。”
拥有一份作家和记者的工作是莫大的荣幸，普雷斯说，“不幸的是，这是一种特权：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从事有意义和有成就感的工作的经历相当罕见。”
“肮脏的工作遭隐藏起来，但却得到了社会大多数人的默许，因此牵涉到我们所有人。”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普雷斯这样说。
1948年，芝加哥社会学教授埃弗里特·休斯来到德国，探究纳粹消灭犹太人的秘密。在和当地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聊过之后，他发现很多人都一方面感到羞愧，认为不能这样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又认定犹太人的确造成了问题，比如他们抢走了好工作、住在肮脏的贫民窟里。
休斯有感于此，发表了一篇题为《好人与脏活》的文章，指出纳粹政权下的“脏活”并不是在这些“好人”不知情或不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流氓行动，执行这件事的人都是“好人”的代理人。这就是“脏活”的本质：把某些不道德的行为交给代理人实施，顺势对此矢口否认。与流氓不一样，遭分配干脏活的人其实获得了社会“无意识的授权”。
对于普雷斯来说，这篇文章的最有趣之处在于，休斯说各个社会里——不仅仅是德国——都存在“脏活”。普雷斯看到，美国历史上的奴隶贸易就是一个“脏活”的例证，奴隶贸易让南方种植园主感到尴尬，他们延续它、依赖它却不想与它联系在一起。他们努力与拍卖商和人贩子保持距离，假装与奴隶制和遭装成箱的奴隶毫无关联。
这个概念和框架也适用于当今的社会。“我决定将这一概念应用于当代美国，因为我相信美国充斥着不那么极端但却无处不在的肮脏勾当，从监狱系统到工业屠宰场，再到美国军方开展的‘定点暗杀’运动。”
在《脏活》一书中，普雷斯揭露，“脏活”不是有权势和特权者的负担，融易新媒体消息，它不成比例地落在低收入工人、无证移民、妇女和有色人种身上。美国在阶级、种族、区域等方面的不平等，决定了工业屠宰场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是谁在屠宰场工作，也决定了监狱和看守所的位置以及谁遭招募其中。
以屠宰场工人为例。1906年，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写了《屠场》一书，展现了大企业对工人的压榨和芝加哥屠宰场的不卫生情况，激起了公众对于肉类加工质量的愤怒，也促进了食品卫生检查法的制定。普雷斯告诉界面文化，在厄普顿·辛克莱的时代，人们对劳工问题和工人阶级的意识要强得多。辛克莱写屠宰场，就是因为肉类包装厂的老板剥削移民工人。然而在今天，大多数关于肉类行业的书籍都只关注对动物的剥削，而不是对工人的剥削。
在《脏活》一书中，与家禽业相关的部分尝试对这种现象进行反击。普雷斯向读者揭示，肉类包装行业越来越依赖移民、难民和无证工人。这并非偶然，而是肉类加工行业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精心设计的劳工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拥有容易遭剥削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被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身体伤害和尊严伤害。在其中一间屠宰场，普雷斯采访了来自墨西哥的无证工人——生产线上的主管对他们大喊大叫，禁止他们上厕所，目的是提高效率。这不仅造成了身体伤害，也是对工人尊严的严重侵犯。看起来，对动物进行屠杀的是工人，对工人进行剥削的是主管。然而，这也顺应了人们以低廉价格吃上肉的隐秘需求，顺应了政府确保美国人蛋白质持续供应的需求，也给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养殖业资本家带来了巨额的财富。实际上，正是那些与屠宰场现场保持距离的受益者，把这项可怕的工作委托给他人却推卸了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