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导航 
时间：2023-07-24 21:00:02来源：新媒体
【法眼观】
得知自己触犯刑法的那一刻，董某追悔莫及。
董某在地铁站偶遇一名陌生男子，在他的“推销”下办了一张银行卡，并开通网银，其后连同绑定的手机卡一起卖给了这名男子。此后一周时间内，转入董某名下银行卡的电信诈骗资金，就达55万余元。
通过“卖卡”，董某赚了500元，虽获利不多，但他已触犯了刑法。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惩罚。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是2015年11月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的新增罪名。这一罪名主要指向电信网络犯罪的重要“帮凶”，具体行为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信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
“帮信罪”条款出台后，曾一度处于沉寂状态。2018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非法买卖电话卡和银行卡、帮助提款转账等犯罪为137人。而到了2022年，这一数字已飙升到13万。“帮信罪”已成为继危险驾驶罪、盗窃罪之后，各类刑事犯罪中起诉人数排名第三的罪名。
帮信犯罪案件为何多发
犯罪的帮助行为通常作为共同犯罪进行打击，将其单独定为一种罪名进行打击的较为少见。确立“帮信罪”的考量，主要是基于电信网络诈骗案频发以及帮信行为不同于传统共同犯罪的特点。
纵观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链条，从养号买号、恶意注册到诈骗网站搭建、公民个人信息出售，再到实际实施诈骗、开卡取钱，每一环都有帮助行为的“用武之处”。其中最为多发的，是非法买卖银行卡、电话卡为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上游犯罪提供转移支付、套现、取现的工具，占起诉总数的80%以上。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栾广萍介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收到赃款时为了确保安全，需要“跑分”洗钱，把钱洗白再转到自己的账户。在跑分的过程中，就需要大量借助他人的银行卡。在买卖银行卡、电话卡这一环节，出现了“卡农—卡商—卡头”的组织模式。
所谓“卡农”，是提供账号、手机号的人，处于犯罪链条的底端，与上游间隔多个层级，实际并不直接参与诈骗、赌博等犯罪，因而又被称为“工具人”。“卡商”则通过各种渠道在全国各地收购银行卡。赃款到账后，他们通过网购、转账、证券、虚拟货币等方式，把钱迅速分流到多个二级银行卡里，再从二级卡分流到三级卡。整个链条长而复杂，很难追溯至真正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分子。“帮信行为割裂了信息网络犯罪分子与被害人的联系，阻碍了侦破工作开展与涉案财物追回，危害性极大。”栾广萍说。
难以追溯的犯罪链条，加之上游电信网络犯罪者多在境外建立基地，难以抓获，已到案的帮信行为人往往无法以上游犯罪的共犯处理。为了避免无法定罪，以“帮信罪”作为兜底罪名，就成了斩断链条、打击此类犯罪的一条治理思路。
201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网络犯罪解释》”)。时任最高法研究室负责人表示，互联网犯罪分工相当细化，逐步形成环环相扣的利益链条，这是网络犯罪迅速蔓延的重要原因。司法解释对“帮信罪”设置较低入罪门槛，有助于实现对网络犯罪的全链条惩治。
2020年10月，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开展“断卡”行动，严厉打击整治非法开办贩卖电话卡、银行卡(简称“两卡”)违法犯罪。帮信罪案件数量由此快速上升。
涉案人员低龄化现象突出
非法交易的“两卡”，被认为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赖以存在的“土壤”和“水源”，需加以集中打击。但“帮信罪”案件激增背后，也反映出不少值得关注的社会治理问题。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德育处教师张军和，最近收到了一条来自教育部门的工作提醒，该校所在地区有2名学生使用自己的手机号码协助诈骗分子实施诈骗犯罪活动，被公安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张军和随之将信息发送到全校学生微信群和家长群中，确保每个学生知悉这种行为的风险与严重性。
2022年7月，最高检曾发布报告分析，涉案人员中第一类值得高度关注的，即是在校学生。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律研究专家郭开元分析，网络空间过度传播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价值观念，对青少年的生活态度产生了不良影响。在校学生辨别能力低、自我控制能力弱，在面对升学、就业、婚恋等问题时，经济压力大，想赚“快钱”的心理明显，认为银行卡、电话卡的租用或出卖几乎是“躺着赚钱”。“帮忙办一张卡赚三五百块，感觉就像开卡送一个‘小礼品’，不会想到已经触犯刑法。”一位在校学生对记者说。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学生甚至由最初赚取佣金的“工具人”，演变为拉拢、招募、组织下线的“牵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