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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4-26 14:34:16来源：经济日报
指数增长并不是直观的。如果说有2%的人口受到感染，并且感染人数每8天就会增加一倍，那么大多数人不会立即明白——在40天内大多数人口都会被感染。行为改变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大大降低感染率，因此，它不是每8天翻一倍，而是每8天都会显著减少。
我们使用基本传染数R0来计算有多少新的感染是由先前的感染引起的。R0很难测量，但我们知道，当病例数下降时它小于1.0，当病例数上升时它大于1.0。R0的微小差异也会导致非常大的变化。
如果每次感染从引发2个病例减少到引发0.7例，那么40天后，感染的病例数将是原来的1/6，而不是32倍，也就是说减少了192倍的病例数。换一种方式思考：假设一个社区最开始有100个感染病例，40天后，在R0较低的情况下会有17个感染病例，而R0较高的情况下会有3200个感染病例。专家们正在辩论，在解禁前到底需要在多长时间内保持R0在很低水平才能拉低病例数。
相比较而言，指数下降就更不直观了。许多人都会惊讶的发现，很多地方的医院4月份还超负荷运转，而到了7月份就出现大量空床。突如其来的变化令人难以理解，但是从感染的指数性质来看，这是必然的。
随着夏天的到来，做到行为改变的一些地区将经历指数级下降。但是，当人们的行为恢复正常时，一些地方会出现疫情反弹，而一些则将回到之前的指数级增长。未来的局面将比现在更加复杂并且差异化更大。
我们反应过度了吗？
人们有理由提出疑问，这种行为的改变是否有必要？很显然，答案是肯定的。可能一些地区永远不会出现大量的感染和死亡病例，但我们无法预知会是哪些地区。行为的改变可以让我们避免数以百万计的死亡和医院的超负荷运转，后者会导致因其他原因造成的死亡增加。
为降低感染率所付出的经济代价是史无前例的。就业率下降的速度超过我们以往的认知。许多行业都关停了。必须认识到这不仅仅是政府出台相关隔离政策的结果。当人们听说传染病正在广泛传播时，他们自己就会改变行为。像2019年那样强劲的经济增长在2020年是不可能看到的。
大多数人会选择不去上班、不去餐馆、不去旅游，以避免自身感染或传染家中的老年人。政府的要求确保了有足够多的人改变了行为，以确保基本传染数小于1.0，这样将来才有机会恢复一些活动。
富裕国家的感染率正在下降并已经开始考虑如何解禁。即使政府放宽了对民众行为的限制，也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立即恢复生产生活。这需要很多良好的沟通，才能让人们理解其中的风险，并安心重返工作或学校。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有些人会立即恢复正常生活，而另一些人可能会慢慢来。一些雇主可能会等几个月的时间才要求员工回来工作。有些人会希望限制措施更快解除，并可能选择违反规定，这将使所有人面临风险。领导者应鼓励大家遵守规则。
国家之间的差异
此次大流行对所有国家的影响并不相同。中国是最早发现感染的地方。他们能够实施严格的隔离和广泛的测试来阻止大面积传播。第二波遭受影响的是那些比较富裕的国家，因为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会涌向那里。那些反应迅速、进行大量测试并采取隔离措施的国家避免了大规模感染。尽早采取行动的好处还意味着这些国家不必像其他一些国家那样令经济停摆。
检测能力的高低导致了许多差异化的存在。我们无法打败看不见的敌人，检测对控制疾病并重新启动经济至关重要。
到目前为止，印度和尼日利亚等发展中国家在已报告的全球感染病例中只占很小一部分。盖茨基金会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帮助提高这些国家的检测水平，以便他们了解自己的状况。幸运的话，我们尚不了解的一些因素，例如天气或许会影响病毒的传播，可能防止这些国家出现大规模感染。
但是，我们的假设应该是，这种疾病的表现在每个国家都是一样的。尽管他们的年轻人口比例特别高——这往往意味着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会更少——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一优势会被抵消，因为营养不良或艾滋病病毒已经削弱了许多低收入人群的免疫系统。而且，一个国家的经济越不发达，就越难做到行为的改变以降低病毒的基本传染数。如果你生活在城市贫民区，每天做着非正式工作养家糊口，你会发现很难避免与他人接触。此外，这些国家的卫生系统能力远远不足，所以即使向有需要的人提供氧气治疗也很困难。
令人悲哀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死亡人数可能远远高于发达国家。
我们需要学习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