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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9-14 10:14:45来源：融易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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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编辑部 | 张晓添
编者按
当下海外投资者对中国股票的观点有所分化，有人担心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以及地缘政治因素，另一些人则逆向买入中国股票，美国尚渤投资管理公司国际大盘股基金资深经理王磊就是后者。近日，《红周刊》对王磊进行了专访。他表示，当下市场提供了“深蹲起跳”的机会，加仓一些中国股票，更多缘于中国高质量公司的估值优势。
采访中，王磊还分享了他20多年来在中美市场的投资心得。他的基础投资理念来源于格雷厄姆和“巴芒”，也就是发现好公司、追求低于内在价值的买入时机。但由于公募基金追求相对收益，现实中纯粹的价值投资方法需要有所修正。王磊认为，中国经济在房地产之外找到新的增长推动力。由于人的本性向善向好，他相信逆全球化的声音只是短暂噪音，长期看，大家都是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受益者。
逆向加仓中国股票
非常规事件往往给投资者提供机会
《红周刊》：今年全球主要市场都遭遇熊市，你管理的两只基金也有较大幅度回撤。作为基金经理的将近20年里，你通常如何应对熊市环境？
王磊：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但对于我或者其他长期投资者来说，是“未知死，焉知生”。我经历过很多次大熊市，已经“死”过若干次了。我刚开始从业是2001年左右，正赶上美国科技股泡沫崩盘，之后又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以及2020年全球前所未有的疫情危机。今年，由于美联储加息动作隐含的不确定性导致了熊市。但我并不是很焦虑，基于我的布局，两只基金的表现也在我的预期之内。
大家都不喜欢熊市，但我觉得熊市也给投资者提供了机会。就像一个人想跳得更高，你需要先蹲下来。对长期投资者来说，熊市也是重新调整仓位、重新布局的时机。我坚信，等到市场周期性回涨以后，我们会有更好表现。
《红周刊》：从持仓数据来看，过去一两个季度你增持了一些股票，尤其是中国股票。
王磊：是的。过去一两年，中国一直是我们超额回报的来源之地。去年年中，根据我对中国监管环境等因素的判断，我们把中国从超配调整到了平均甚至低配。今年中国市场出现疫情管控以及因地缘因素导致的波动。对我来说，这种非常见的、非常规的事件往往提供了机会。所以，在那些事件发生时，我对中国一些股票有加仓。这更多是缘于中国高质量公司最近的估值优势。
逆全球化只是短暂噪音
敬畏宏观
更要做自己能控制的事情
《红周刊》：你的投资方法看上去非常接近传统价值投资，也就是“以低于内在价值的价格买入基本面坚实的好公司”。你认为自己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价值投资者吗？
王磊：这是一个拷问灵魂的问题，我也经常问自己这个问题。方法论上，我觉得我是传统意义上价值投资，是以低于内在价值的价格买入那些具有坚实基本面的可持续发展的公司。但是从基金管理的角度，我觉得又不是。这并不是自我否定。原因在于，管理公募基金意味着我的使命是追求相对收益，而不是绝对收益。传统意义上纯粹的价值投资，它追求的是绝对收益。我的工作职责，或者说客户对我的基本要求是要打败基准指数。在这个框架下，传统的纯粹价值投资方法需要一点修正。这不是对与错的问题。
要做到真正的价值投资，还与人的性格品行相关。一个坏人做不了好的基金经理，融易新媒体，一个带着对冲基金思维的机会主义者做不好长期投资，只会大起大落。我们客户要求相对稳定和低波动率，这也是对人的一种磨砺。世界上可能不存在终极真理，都是相对真理，需要我们不断拓展认知边界。
《红周刊》：不少股票投资大师都经历过某种“开悟”时刻，要么是经验积累带来的“质变”，要么是从许多次失败中领悟到正确的方法论。你是否也有过类似的时刻？
王磊：肯定有。就像前面所说，我会经常回顾自己在过去若干次大熊市底部、大牛市顶点附近的心理状态，以及当时身边人们的判断。
我曾经从100块钱亏到20块钱，再从20块钱赚回100块钱。有了那样的经历后，你对风险的理解就不仅仅来自书本，更多来自人的性格中某些深层次的东西。这为我后来成为专业机构投资者建立了好的基础。
英文的说法叫“哇时刻”，就是突然意识到事情原来是这样的，人的行为举止原来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有过很多次。这也是一种职业财富，不是反映在财务回报上，更多是一种精神层面对人性的参透，以及对世界万物参悟。这其实是一种更大的回报，更让人觉得人生的趣味和魅力。
现在我也会鼓励我团队中的年轻人犯错要趁早，去体会那种心理过程。这些不是计算方差率就能领悟到的。你对风险控制的理解，以及机会出现的时候是否敢于坚持自己的信念去买入，更多是从实战中得出来的。
《红周刊》：在当前人生阶段，你的“参悟”具体有哪些？
王磊：我们都受益于过去10到15年全球流动性相当宽松的阶段，都是这场流动盛宴的受益者。对我来说，无非就是通过自己的能力给客户创造了财富，与此同时得到相应的比较理想的回报。
从人生阅历的角度，我见证了中国变成世界主要经济体，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人积极向上的精神，走到世界上来竞争、来开拓市场的这种能力。所以你我也都是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受益者。
现在有一种不同的声音说是要去全球化。我有时候会问自己和别人，过去10年、20年在全球化趋势中积累的看公司的经验是否还有效？我想仍然是有效的。我觉得这种逆国际化的态势是短暂的，因为人的本性是逐利的，总是向善向好向上的。
如果大家都关起门来，也许我的投资经验就要更加区域化，也更片面，我希望不是如此。我希望我们和我的客户未来仍然是全球化和国际化趋势的受益者。这中间肯定会有波折，这就需要我们这种专业人士做好专业化的处理，比如风险的回避和控制，从而渡过当下的噪音阶段。
《红周刊》：你是一位典型的自下而上的“选股人”，但你也反复提到货币政策、全球化这些偏宏观的因素和趋势。在投资实践中，你如何处理宏观和微观的关系呢？
王磊：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实际上我也很纠结。我作为基金经理、选股人，你觉得我是在往上走，其实我坐的是“电梯”。这个电梯就是过去十多年全球流动性盛宴。我们以为自己是阿尔法，其实不过就是贝塔。我对此心怀谦卑，我觉得要分清楚哪些是来自个人的能力，哪些是来自“生逢其时”。
的确，市场的高点和低点往往都是由宏观事件引起的，不能忽视。问题在于，历史一再证明，很多重大事件往往来自意料之外的小概率因素。俄乌冲突、欧洲能源危机，都不是谁能预判出来的。作为投资者，我们不能把投资判断建立在对这种宏观拐点的判断之上，因为那几乎是无法做到的。
我还有一点感悟是，我以前认为世界可以理性地在某个点上得出结论，类似于一种理工科思维。但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发现世界在任何时间都有不同的声音和观点。它们或对或错，无法永远形成一致性的观点。
宏观事件跟我们既有关又无关。对这些事件和因素保持关注是必要的，但我们要做自己能够控制的事情。一个国家GDP增长10%，如果你股票选错的话，仍然亏钱。即便一个国家GDP零增长，你选择好公司还是能挣很多钱。对于我无法做出判断的事情，我内心深处是非常谦卑的。但我能做好的，只是判断公司折价或溢价、买入或卖出。
当下利率开始正常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