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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9-14 15:08:30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我一夜之间欠了八千万。”吴树梅说。
2019年末，居住在上海的吴树梅女士发现她的微信、支付宝没办法正常付款了。随后，她根据支付宝客服建议去查了下（中国银行）银行卡余额，当ATM机上显示余额为“-39，000，000”时，她懵了，数了好几遍后面有几个“0”，还以为机器出了故障。
第二天，吴树梅向中国银行营业部询问原因，才获知早在2014年就卷入千万级别的贷款纠纷之中，所有贷款均发生在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
福建宁德蕉城，这个地点于吴树梅而言并不陌生，因为这是她前夫的老家。由于情感纠纷，她表示自己2012年3月与前夫分居，带着孩子来到上海生活，2014年离婚。此后再也没有踏足过蕉城。
2019年12月，吴树梅再次到达蕉城，去当地法院调案卷。这时，她才知道，她在2014年担保了福建省建设银行宁德蕉城支行的一笔贷款，本息加起来有1000多万。在后来的半年时间里，她陆陆续续地发现，她替前夫担保的贷款不止这一笔，还有其他八笔，涉及本息达8千多万。
与建行的这一笔贷款签订于2014年3月19日，宁德市隆盛商贸有限公司与建设银行宁德蕉城支行签订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涉及本金885万元，期限一年。贷款用途是偿还建行此前的《银行承兑协议》中贷款人所欠债务，还款来源是销售收入的回笼款。但这笔贷款从当年6月21日开始多次出现利息未偿还的情况，并且借款公司的财务状况持续恶化，因此建行在2014年8月宣布贷款提前到期，要求宁德隆盛公司7个工作日内偿还本息。
宁德隆盛公司的实控人是吴树梅的前夫池玉涛，当年正从事钢贸生意。据吴树梅所说，池与生意伙伴经常互为担保人从各家银行获取贷款，这也与2012年到2014年之间的福建钢贸危机较为吻合。当年，银行在与钢贸商合作的时候，为了减少资金和物流监管精力、分散风险，过度依赖担保、联保制度。钢贸商为了拿到资金也乐意配合，加之钢贸从业者多数都是亲戚或朋友，所以很快就自发成立了以三、五户为一小组的联保体，且此刻大量的担保公司也相继应运而生。银行正是基于以上各种担保制度的保障，逐步放松了对实体货物的监管，在钢贸行业放款上采取了“重担保，轻质押”的方针。最终酿成了高额的坏账，至今部分银行提起此事还是心有余悸。
在与建行的贷款协议中，吴树梅被列为担保人之一，除了她之外，其他担保人还包括池玉涛本人、池玉涛的兄弟和朋友，共有7名自然人、一家贸易企业以及一家担保公司。
然而，吴树梅对记者声称，在2019年末之前对这笔贷款并不知情，并且，在贷款日期一周之后，也就是2014年3月16日，她就与前夫离婚了。
吴树梅原是陕西人，生于1975年，从浙江某所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工作，随后在上海落了户，买了房。后来遇到了她前夫，2007年与前夫结婚，并随他一起搬去了福建宁德生活。2011年国庆前后二人情感破裂，2012年3月分居，吴树梅称此后一直居住在上海。
但是，这么多的起诉，如此大的金额，加之本人被冻结银行卡、限制高消费，“案底太多”的吴树梅找不到工作，更难以偿还前夫的欠债。
“之前找到了一份，入职的时候，人力发现我涉及了这么多案子，认为我很难胜任那份工作，最后就没能留下。现在出去工作都会被查出来的，根本没有公司会用我。”吴树梅坦言。
在银行卡被冻结后，吴树梅向执行法官说明了情况，执行法官帮她申请了终止执行冻结，所以她现在可以使用银行卡里的钱了。但是，没有工作，加上12岁的女儿上学正是用钱的时候，她还是不得不时常向朋友借钱。
在整个贷款案件中，吴树梅认为最为魔幻的是，无论是批贷过程还是法院审理过程，她完全“被”置身事外，完全不知内情。
问题出在担保合同上的个人签名上。
2019年12月从法院拿到担保合同的复印件之后，吴树梅发现她的签名和手印都不是她本人的，而是由别人代签的。吴树梅认为由他人代为签字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她的利益，直接导致她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银行卡被冻结。于是，她要求银行提供签订贷款合同时的录像，希望能以此证明她是被人代签。但是，建行蕉城支行以年代久远，视频没有保存为由拒绝了她。
令人不解的是为何2014年银行已经对贷款人及担保方发起诉讼，而吴树梅2019年才知道案情，中间并没有收到过法院传票或者任何开庭通知。
原来，早在2014年9月，建设银行宁德蕉城支行就因贷款人无法偿还贷款起诉了全部的贷款人和担保人。15日，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10月10日，法院送达回证，但吴树梅称，前夫池玉涛替吴树梅代签，而当时他们已经离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