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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召开的亚洲文明大会上，《诗经》《论语》与《塔木德》《一千零一夜》《梨俱吠陀》《源氏物语》被列为是亚洲文化交流第一级别的经典。那么，丰富灿烂的华夏文明成果中，为何是《诗经》《论语》成为代表性的文化名片？
要弄明白这个问题，我们得从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的生成、框架和流变着眼。
先秦时期，是我国源远流长而又丰富灿烂文化经典的生成时期，商代晚期文字成熟以前，我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活态的、多元的文化资源，而整个周代则是得力于发达的文字符号(超过当下)、熏染于浓郁的礼乐文化氛围，对文化资源进行整合提升进而形成“元典”的“轴心时期”——这也正是“元典”包含丰厚的阐释资源的内在原因。自汉至宋，我们形成了以“五经”“四书”为核心的儒学经典传承系统，也形成了“经、史、子、集”这“四部”分类的经典传承框架。
实际上，所谓的“经部”，即是从史部、子部、集部中精选出来的历史、哲学、文学经典代表，而所谓的“经学”，即是对这些经典的传习之学。所以我们今天传承传统文化，经过历代选择和发挥的“五经”“四书”，显然是第一级别的纲目(其局限后面再论及)。
众所周知，《五经》，包括《周易》《诗经》《尚书》《春秋》《礼记》。《尚书》、《春秋》与《礼记》历史文献价值更高，《周易》的哲学意味更为浓厚，而《诗经》的文学色彩则更加鲜明，在孔子的时代，“诗三百”本来都是合乐可歌的，从思想传播的角度上来说，《诗经》既在体例篇幅上易于承继，又在音律韵味上利于远播，本身就具备优越的质素。文学形式对于思想传播的有效助力，使得《诗经》历来为蒙学所重，即便在日本、韩国、越南等亚洲国家也是如此，16世纪前后，《诗经》也经法国耶稣教会传教士金尼阁等人翻译成拉丁语传入西欧。
我们今天来学习《诗经》，一方面当然不能无视其生成时代的礼乐文化氛围，但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清楚《诗经》学术史上片面依托儒学精神解经的偏颇。从整体华夏文化的生成系统上来说，如果不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反而会加剧对儒学经典的质疑，不仅不利于《诗经》的传播，也不利于“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文明对话。客观地说，《诗经》主体还是华夏民族在黄河流域以农耕生活为主的背景之下的质朴歌谣，因为这种生存方式和生活场景并未中断甚至对于人类的未来还是至关重要，所以《诗经》依然是我们认知自身并帮助其他民族理解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论语》本为子部之书，很早即传入朝鲜半岛，4世纪后期经朝鲜又传入日本，对日韩文化影响极为深远。在中国，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柳宗元在儒学复兴思潮中已经大力推扬孔子、孟子，到了南宋时期经由朱熹将《论语》《孟子》连同《大学》《中庸》一并提升为一级经典，元代进入科举考察范畴，此后即受到特别的重视，而《论语》以其作者更为重要，体例精炼隽永，更适于记诵传播。
从世界文化范围的传播来看，《论语》并非是子学中唯一受到广泛关注的智慧经典，据统计，《道德经》翻译语种超过50种(何海明，2018)，数量仅次于《圣经》;而《孙子兵法》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也不容小觑。然而，若我们需要在诸子百家中首推一种，则非《论语》莫属。其原因何在？主要是因为《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记录，而孔子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代表。
我们需要客观审视儒学经典的局限性，但纵观儒、墨、道、法、兵、纵横等各家思想，儒家思想，还是与世界各民族文化传统具有最大公约数和重合度的一种文化，因为他聚焦的是人的生存繁衍的问题。从批判的角度讲，道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可谓是“目中无人”，一者视生民为草木，一者视生民为禽兽。而墨家思想，正如庄子所论，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是“奴隶人”之道——尽管这个“奴隶主”并不是天子，而是“天志”，所以墨家思想高尚而近乎宗教，但却无视了个人的生活和情感。相比而言，只有儒家思想，离开了所谓的天道自然，尊重了人的血亲和情感。孔子的理论体系，李源澄先生在《诸子概论》中归纳得最好，叫做“本仁”“依位”与“复礼”，也就是一本于仁爱之心，在不同的关系中恪守不同的道德纲目，例如父子是慈孝、君臣是惠忠、朋友是信义等等，这些情感与观念落实在行为上，就是一套秩序化的礼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