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11-22 19:15:01来源:界面新闻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看来,他对这部著作的不满意之处在于,全书征用了全世界几十个文明的资源,唯独提到中国时只有一两句话。他说其实不论是从人口的规模,从社会和文化的规模,还是从历史时间的跨度来看,中国都是一个巨大的时空存在,去掉中国,这个世界就少了四分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常怀颖也认为,本书对于中国农业的讨论尤其是对南方地区稻作讨论的缺失是一种遗憾。他谈到,因为用英文撰写的中国上古时期综合性考古材料的缺失,导致英语世界描述文明多样性时往往会忽略远东地区。常怀颖谈到,其实,稻米能够支撑起的人口数量异常庞大,而且稻米的驯化与近东地区的小麦驯化不一样——近东地区的小麦基本上是集中在新月沃地这一个地方开始驯化的,然而,水稻的驯化却出现在许多不同的山间小盆地之中。而且种植水稻的人往往不愿意迁徙——水稻的种植包括了算计和经营,需要计算什么时候插秧,什么时候去收获,什么时候放水,什么时候把水排干,这一点和旱作农业当中种植小麦、小米的思路完全不同。
常怀颖认为,中国考古学界在近年来已经指出中国上古时期存在很多不同的社会样态——红山文化的万物有灵;黄河中游到下游以农业生产为基础带来的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结合的社会状态;长江下游以良渚文化和石家河为代表的,可能基于一元神信仰的宗教和军事集团结合的状态……不同的状态到了商代时,差异才慢慢消失,“大家都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去。这种目标可能是远东地区基于农业社会的一种基因。”他认为中国的考古学家需要书写自己的大历史,以丰富世界文明史的样态。